“那个小岛上没有四季，阳光永远凶猛异常，好像离太阳一步之遥。在这个岛上待久了，便能看到，长成各种形状的时间正在那里走来走去地闲逛……”

这是一个发生在孤岛上的故事——80后作家孙频今年夏天出版的新作《我们骑鲸而去》，写于疫情尚未发生之前。她觉得人的本质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写作十二年，是小说乃至文学让她找到“一种愈合自己的方式”。

关于对“文学影响了我”这个话题的讨论，又延续到丹桂飘香的十月，在桂林举办的一场名为“秀峰文学论坛”上，孙频再次谈到，“文学可以帮我抵挡世俗生活中比较猥琐、丑陋的东西，让我拥有一些光亮”。

铸造法器

同为80后的女作家笛安，19岁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过了30岁，她偶尔会思考：“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写小说，我还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答案是，非常荣幸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在笛安的理解中，故事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公约数，从懵懂的幼童期开始，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角落，人类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对于人生各种各样的经验，其中总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所谓故事，就是储存这些共通经验的、类似于法器一样的东西。”

“文学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和来自不同时空的读者能产生交集、产生共情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碰撞到共通的经验，而这很大一部分是故事来完成的。”写作十多年，她越来越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也许在几十年后，上百年后，有一个人偶然在故事堆里面发现了我写的东西，然后说他能懂——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作家的梦想，说明铸造的这个法器是管用的！”“在不同的时空长河里面，对另外一个未知地方的未知生命，对于某个陌生人来说，它是管用的——这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

评论家李敬泽在跨越千年的时空长河中，找到了诗人杜甫。

疫情期间，他与相距不到三公里的父亲，近两个月不得相见。这时候，翻到杜甫的诗，当诗人在离乱之中忽然遇到老朋友，于是写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感慨相见不易。

慢慢读下去，你会觉得杜甫写的不是千年前的事，而是我们现在的事。“就是我们当下的心事。”李敬泽说，那是每个人和亲人之间，既脆弱又亲切的那种惦念、互相遥望，在经历了惦念和遥望之后，终于见到一面，以及见面之后那种深沉的情感。“千年前的杜甫还在陪伴着我们，不仅陪伴我们经历人生明媚的日子，也陪伴我们经历人生的风雨。”

文学森林

广西籍作家东西是60后，写过多部作品，其中不少被改编成影视剧。他自我调侃，“如果文学是柴火的话，我可能就是熏肉了。”

有人说凡是写作者心里都是有病的。怎样治疗自己？于东西而言，年岁增长，文学反而成了一种治疗方式。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可能是逃避寂寞、逃避孤独，要钻到作品里来填充虚无的东西。最后发现是逃避现实、逃避自己，希望看到另外的人生，来弥补我们没有经历或者不知道的人生。”他庆幸跑到了文学森林之中。后来随着写作的认知、阅读的认知，文学教会他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

“除了我这样的人之外，还有千千万万和我不一样的人。我把自己写明白了，但也写糊涂了，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当这种力量不仅影响我，同时我的作品又与读者产生了共鸣，或者影响了他时，文学的作用就发挥了。”东西表达了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主题，“这个过程让我们建立了一种更加宽容的、理性的，或者说坚强的人生观，甚至影响到我们如何认识别人、认识自己，以及怎么去面对世界。”

70后作家弋舟有相似的感悟。他自认是个有人格缺陷的人，脾气不好，经常会和妻子争吵。写了20多年，夫妻关系才变得越来越和谐。“文学改变了我个人的生活。我们能够理解笔下的人物，就不能够理解我们现实生活的亲人吗？”

有人问他，当作家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弋舟使劲地想，很诚实地回答，“要有巨大的理解他人愿望和巨大的理解他人的能力，这是作为作家的核心要求。”

在弋舟看来，文学带给我们主动面对世界的能力。“当遭遇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主动给判断、下定义、去命名世界的一个人。”

精神光芒

赵柏田的写作生涯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坐标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城。20多年过去了，这些人成了文学的失踪者。“我还是会怀念他们，怀念这些失踪者。”

他有时候会自问，一个人选择了写或者选择不写，到底谁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当回到那个县城，跟那些朋友们见面时他发现，他们活得不坏但又不怎么好。“就像我现在一样，也是这样一种不好不坏、中间状态的生活，就是一个平庸者的生活。”

“它让我的生命变得充实，我的灵魂实时感觉踏实。”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赵柏田，坚定认为文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能让我对美保持敏锐，甚至在美的事物面前保持一种谦卑，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有理由让它陪伴一生。”

孙频也会自问，如果有一天不能写作了，或者不让写作了会怎么样？

“那将面临着与现实世界赤裸裸地相对”，她为此痛苦，甚至觉得恐惧，“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将会失去一个能容纳我的安身之地。”

“人生会经历一些暗黑时刻，可是你会非常努力的、非常艰难的朝着理想的人格一点点去靠近，这个过程别人可能体会不到，但在漫长写作中，真的是能感觉到这种来自于精神力量的光芒，是可以照亮一个人的。”她庆幸遇到写作这种适合她的生活方式。

不管是多么美好、多么充实的生活，你在经历它的时候，它也正在逝去。

“但文学变成了生命的一个遗存、变成人生的一个痕迹、变成对时光的一个挽留、变成对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纪念。”今年86岁的作家王蒙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