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著名长城专家 董耀会

《中国长城志》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第一部全面记述长城历史的史志体大型文献。成果包括长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建筑等，内容分门别类极其丰富，在中国方志界、文物界和历史学领域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长城志》全书分为10卷12册，依次为：《总述•大事记》《图志》《环境•经济•民族》《边镇•关隘•堡寨》《建筑》《遗址遗存》《军事》《文献》《文学艺术》《人物》，约2300万字。《中国长城志》历时10年，由300多位专家学者默默无闻地努力耕耘而完成。

《中国长城志》主要记述的是中国境内的北方古代长城.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古代长城一般未作记述,但在《中国长城志》相应的地方有所记载，借此保存相关的历史信息真实性。

一、组织层级及工作分工

1.《中国长城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长城志》编纂委员会为《中国长城志》编纂工作的决策领导机构。其职能为：确定《中国长城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负责指导、督促和检查《中国长城志》编纂工作。许嘉璐任《中国长城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海燕为常务副主任，朱佳木、厉小捷、张黎、周友良、董耀会、黎雪为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2.《中国长城志》学术委员会

《中国长城志》编审委员会为《中国长城志》编审工作的领导机构。其职能为，负责拟订《中国长城志》编审方案并组织实施，承担《中国长城志》审定验收工作。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和著名历史学家南炳文教授共同担任《中国长城志》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子今、成大林、李宝田、杨志军、吴加安、晋宏逵、曹大为、商传、董耀会、景爱为副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3.《中国长城志》核心专家组

《中国长城志》核心专家组的任务：为《中国长城志》的编纂工作提供学术建议、专业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根据编辑部的工作安排，确定篇目体例，制定稿件写作过程中相关原则，对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决策建议。

核心专家组成员以历史学家为主，同时兼顾文物和方志领域的专家。核心专家组由董耀会负责，成员有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大为、北京大学教授赵世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鸿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吴家安，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史明迅，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研究员张英聘，北京大学教授陆峰。

4．《中国长城志》编辑部

编辑部在编纂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组织《中国长城志》编辑业务和协调、服务、管理工作，2007年8月30日成立。《中国长城志》编辑部由凤凰出版集团、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和中国长城学会共同组建。编辑部同时挂牌长城出版中心，董耀会任总主编，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派驻北京的李纯任编辑部主任

长城出版中心暨编辑部成立之后，分别拜访了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全国有长城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机构进行走访，特别是已经出版了省级《长城志》的北京市和河北省，分别与地方志和文物局编纂人员举行座谈。对以出版的省级《长城志》和省志中相关长城卷、篇的框架结构、体裁的运用、篇目的设置等进行调研分析，制定了《中国长城志》的篇目体例。

《中国长城志》编辑部的职责是:负责《中国长城志》编纂组织工作。进行各卷进行综合协调、督促和检查各卷写作进度；负责长城相关资料的搜集、保存、管理；推动长城和与《中国长城志》编纂工作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组织开发利用《中国长城志》资源，强化《中国长城志》工作的社会服务职能。

二、作者队伍及专业水准

《中国长城志》本着学者修志的原则，组织了国内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担任分卷主编。各卷的作者也都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他们了解本专业长城研究的最新成果，熟悉本专业内长城研究的历史、基本情况、动态等。这些专家、学者，是《中国长城志》编纂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主编有两位，陈海燕，时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负责《中国长城志》编纂委员会领导工作，为《中国长城志》编纂提供整体思路，把握工作方向。董耀会，时任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负责《中国长城志》篇目体例制定，专家委员会协调、执行工作及核心专家组工作，负责《中国长城志》作者队伍组建，负责各卷撰写内容的确定和质量管理。

《中国长城志》各卷主编及作者情况：

《总述·大事记》卷，分为两部分。《总述》由总主编董耀会任主编并亲自撰写。《大事记》主编贾辉铭，编审、河北地方志学会秘书长、《河北地方志》执行主编。作者队伍主要是具有地方志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图志》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舆图》，主编李孝聪，北京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地理文献与地图学史研究。第二部分是《现代地图》，主编陈军，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第二十一届大会主席。作者主要是国家测绘管理及地图制作机构的专业人员。

《环境·经济·民族》卷主编李鸿宾，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编马保春，历史地理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作者主要是从事地理、历史学、民族史学的学者。

《边镇·关隘·堡寨》卷主编张玉坤，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建筑学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者主要是从事包括长城在内的中国传统聚落考察和研究的学者。

《建筑》卷主编汤羽扬，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家文物局专家咨询组成员。作者主要是从事建筑遗产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

《遗址遗存》卷主编张柏，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委会主任；主编黄景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主编朱启新，《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执行主编。执行主编朱筱新，北京教育学院社科系历史学教授。作者主要是从事长城调查、保护的文物工作者，历史研究学者。

《军事》卷主编刘庆，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作者主要是长期从事军事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文献》卷主编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作者主要是从事文献理论及史学研究的学者。

《文学艺术》卷主编孙志升，高级编辑，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主编苏君礼，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文法学院副院长。作者主要是从事文学艺术史研究工作的学者。

《人物》卷主编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副社长。作者主要是历史学领域的学者。

三、编纂主旨及编纂原则

《中国长城志》编纂主旨是按方志体例全面、系统、准确、客观地记述长城这一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和现状的大型文献，是以长城区域为地域范围、以长城为记述对象的一本通志。按照既定的体例规范，全面记载历朝历代长城及长城区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中国长城志》通过对此前学术成果的全面总结，记述长城的历史风貌、存在价值以及精神内涵。

《中国长城志》不同于其他的方志文献，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文献，是长城研究成果的一次集大成。《中国长城志》古今并重。古的重点是要把长城2000多年来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梳理，呈献给我们的后代。今的部分是从文物、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记述了长城保存状况及当代与长城相关的事物。

《中国长城志》编纂原则，严格遵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其对志书编纂的要求非常明确“门类设置合理。纵述史实把握事物的发端、变化和现状，不缺失主要事物、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事物发展的重要阶段。” 《中国长城志》编纂原则的制定，认真遵照执行了这一规定。

《中国长城志》的体裁包含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并以志为主体。《总述·大事记》属于记体，置于全书最前面；《环境•经济•民族》《边镇•关隘•堡寨》《建筑》《遗址遗存》《军事》属于志体，置于全书部分居中；《文献》《文学艺术》《人物》属于传体或录体，安排在全志最后；《图志》以地图为主，单独成卷，设于《大事记》之后，其他图体、表体分别在各卷中与其他体裁结合使用。全志采用，篇、章、节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突出特色和详略得当的优点，结构比较严谨，纵深感和系统性都能得到较好的突出。

《中国长城志》的各卷篇目分类，以篇为一级篇目，下设章、节、目、子目。采用这种篇目设置的分类方法，可以比较好地体现学科分类与专业分类的结合，在一级篇目上反映出的都是本卷的重点领域。依据长城的特色，将各领域合理排序，并列为一级篇目。

《中国长城志》的编纂工作是按照核心专家组制定的体例和方法做各类资料的整合，除总述卷、分卷的概述外，其他正文原则要求坚持述而不论。

1.横排的原则

《中国长城志》采用志体，以类系事，分门别类地记述长城的历史与现状。篇目设置按照方志“事以类聚”“类为一志”的基本要求科学分类，打破总的时间概念，注意按事物分类横排。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分卷时既考虑全志的整体性，又要考虑分卷的相对独立性，还要在体例统一规范的基础上处理好全志的整体性与分卷独立性的关系。

《中国长城志》采用横分纵述的编纂方法，在认识与反映长城相关内容的内在联系，揭示长城具有规律性的发展变化的同时，又兼顾到记述长城这一特殊事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边镇﹒关隘﹒堡寨》卷的设置，为避免过分强调横分门类，纵向记述，而导致记述事物的整体性较差和交叉重复的问题，便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横纵结合的做法。

拟订篇目时重点注意了“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问题。《中国长城志》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与长城相关信息要“全”，“横不缺项”和“纵不断线”是“全”的保障。在拟订篇目时深入研究长城的历史、长城的建筑，“横不缺项”就是要尽其所能地广辟类目，然后在按照科学规范进行合并，以保证做到不缺项。“纵不断线”是《中国长城志》编纂要遵循的另一重要原则。在纵向上，《中国长城志》要反映断限内长城历史发展的脉络。

地方志领域也有一种“一横到底”的说法，认为任何层级按历史分期都是不适宜地方志编纂，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不符合《中国长城志》编纂的实际需要。我们坚持志体的“事以类从”“类为一志”，是指《中国长城志》的大类要横排门类。大的门类一定要横分，在大的门类之下，则不要求必须采取横分的模式。比如《遗址遗迹》卷，在章这一级就要按历史时期来记述不同朝代修建的长城。对于能打破时间概念，能够继续横分的门类，继续采用横向结构；对于不能打破时间概念继续分类撰写的门类，按照时间顺序采用纵向结构的方式。

2.上限和下限的制定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没有对志书的时间断限做出规定，按照通行的做法，未修过的志书其上限上溯不限，下限至修志当年。《中国长城志》是第一部长城志，所以为通贯古今，上溯不限以长城开始兴建为始。因为各卷的情况不一样，全书下限也未做硬性的整体划分，分别从实际出发对各卷做出了不同下限的规定。

确定下限的原则是要有利于把需要记述的重点记述清楚，能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比如《军事》卷，如果以长城作为冷兵器时期的军事防御工程来说，下限可以定在清末。但这样做就将长城抗战的内容划在了下限之外。《遗址遗存》卷原定的下限2010年，国家长城调查工程的报告一直在陆续出版，如果按照原计划一些最新的成果就吸收不进来了。所以，将《遗址遗存》卷的下线调到搁笔时止，即《中国长城志》出版的前一年。

3.重复与注释

《中国长城志》各卷的内容难免会有一定的重复，处理重复问题由核心专家组定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各卷都要严格把握已经确定的写作范围，不得随意超越。二是必要的重复，采取交叉记述的方法，根据各卷的任务采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详略、不同侧重等多种方式加以区别。实在不可避免的重复，要求作者在内容详略关系上，依据本卷主题体做好详略安排。同一事物或事件，作为本卷主题时要详，作为背景介绍时宜略。

按照惯例，志书的正文一般不用交代资料来源。但若不加注释，读者很难辨别我们所记事物是否准确，同时也是对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中国长城志》要求各卷都要有符合学术规范的注释，便于查找原文。在写作之初就对注释形式做出了统一规定，这一点也属于《中国长城志》的创新。 引文、图及重要统计表都要求注明资料来源。同时也对数字、量和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做出了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统一规范。

四、编纂内容及分卷原则

为了让《中国长城志》的编纂实现既定的价值，编辑部经过充分调研之后，以把与长城相关的要素全部囊括进来为第一考虑，以全书的整体性和各分卷的关系为第二考虑，将各部分内容进行了有效组织和梳理，严格按照事以类从的原则进行分卷。这样确定原则，基于长城的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存在现状和相关方面联系。既要考虑志体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各卷内在的逻辑关系。

1.《总述•大事记》

这一卷由《总述》和《大事记》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将《总述》设为卷是一项符合长城特点的创新。《中国长城志》各卷都是按照志体的规范横分，将历代长城分为不同的卷记述。这样的做法是门类非常清楚，但整体性较差，很难看到一个朝代长城的整体性。《总述》作为全书的阅读导引，以全书的高度对历代长城的修建、戍守以及与长城相关的事物进行较为全面、完整的记述。《总述》的作用是将各卷内容相连贯，故排放在正文各卷之前。此外，《总述》还承担着介绍长城修建的历史沿革，阐述与长城密切相关的重要理论思想的重任。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分年、月、日记述与长城相关的大事、要事，对于在时间上有一定跨度,又是连续性的重大事件，则采用适当集中记述始末的方式。特别重大事件，也可以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等重要节点，分条记事。通过纵向编排与长城有关的历史大事，弥补其他各卷横排撰写长城所存在的不足。

2.《图志》

《图志》卷由《古代舆图》和《现代地图》两部分组成。

《古代舆图》部分是按照长城在中国传统舆图上出现的时代先后做出系列和图面表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示与介绍历代疆域地图中表现的长城。自宋代以来传世的舆图中，有些画出了明以前修筑的长城。这一部分舆图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对秦汉长城基本走向的认知，也传达了当时中原王朝“华夷”“胡汉”分野的传统思想。这一部分尽可能选取若干历代疆域总图以表现历代修筑的长城。第二部分的内容，展现并介绍现存明、清时期绘制的长城边墙专题性舆图。着重从长城舆图的类型、绘制特点及其内容给予评介。明朝中后期表现长城边墙的专门地图，则注重描绘九边各镇防区内长城的墙体、边堡、敌台、烟墩等军事建筑，以及长城内外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场景，还有专为展现边墙如何修筑的工程舆图。清朝前期，顺治、康熙年间因北方形势尚未安宁，对长城的防御尚有依赖，加之利用明长城实行“满禁”和“蒙禁”，因而陆续在明代舆图的基础上重编或新绘长城舆图。

《现代地图》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直属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主持编纂，在现代地图上标注历代长城信息。长城的标注以考古学、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核实校正文献记载为定点上图的依据。《现代地图》部分反映了历代长城要素及相关地理信息，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对以往长城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现代地图》部分以现代行政区划和历代长城断代分图幅。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地图中，首次以长城为主题编纂的地图集。《现代地图》采用高精度地图为底图，长城的位置标注得更为精确。历史上长城的线路变化很大，同一条长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情况也不一样，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容易混淆不同年代长城的建置。特别是在总图和序图中，采用不同符号与颜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长城的标注。同时配以长城的实景照片。

3.《环境•经济•民族》

《环境·经济·民族》卷是《中国长城志》全书的基础背景，分别由《环境》《经济》和《民族》三部分组成。方志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体，《环境·经济·民族》的重要任务是将长城的地域性特点写出来。主要包括：长城修建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生活在此区域的民族与民族政权、这些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托的关系。长城是军事防御工程，在修建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环境，而长城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会因为使用而反作用于环境。环境对长城的影响与长城的使用对环境的影响，是《环境》部分的重点。经济类型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下生活的族群，以何种经济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与文化是无法严格区分开的。因此，《经济》部分以经济作为切入点，也涉及文化。这一文化是与经济相结合的整体文化。《民族》部分重点介绍这一区域生活的人，既介绍生活在长城内外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也对民族政权给予整体的介绍。

4.《边镇•关隘•堡寨》

《边镇·关隘·堡寨》卷主要展示的是长城建筑实体的单体，包括边镇、关隘和堡寨三部分。《边镇·关隘·堡寨》单独设卷是一个创新，依据长城特点、特色，对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镇、关隘、堡寨，做了“升格”或“前置”的处理。关隘是长城沿线保证内外沟通的重要关口通道，是研究长城不可或缺的地标。关隘是长城防御体系中重要的据点，每座关隘管辖一定范围长城的墙体。城堡也是长城的一大特色，由于长城防御纵深性的需要，在长城内外侧建有很多屯兵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关隘、边城经过长时期的建设，逐渐演变成了重要的城镇聚落，如大同、榆林、宣化、张家口、山海关、嘉峪关等。在这些城镇聚落中，不断累积起庙宇和其他民俗的内容。《中国长城志》主要围绕长城来写，设置《边镇•关隘•堡寨》卷，目的是凸显边镇、关隘、堡寨重要性，并记述围绕其形成的民俗文化等内容。

5.《建筑》

《建筑》卷从建筑学的视角记述长城，包括选址与布局、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方法等。这一卷的主体部分是长城墙体及其相关建筑的实测图例。长城无疑是世界最伟大的建筑，但截止到《中国长城志》出版，还没有从长城建筑的选址、布局、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方法等方面展示长城建筑的实体书籍。《建筑》卷对长城不同门类的墙体、不同形制的敌楼、不同关隘的建筑进行了系统整理。

《建筑》卷定位为以实证、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客观、全面描述为内容，以图例、文字结合为特征。全面反映中国古人当时建造长城的成就和智慧，通过建筑图纸反映长城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比较完整记录长城建筑的遗址和遗存，尽可能全面反映和表达各种类型、各个时段、各个区域的长城建筑，建立比较科学的长城建筑尤其是图典的数字档案。

6.《遗址遗存》

《遗址遗存》卷主要包括长城及附属设施得文物考古和保护的相关内容。19世纪开始，对长城的考古和田野调查逐步展开，20世纪70年代以后，围绕长城考古、田野调查和相关遗址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卷重点以较大的篇幅记述长城遗址遗迹的现状以及各时期各地进行长城调查、普查，与长城相关的考古发掘，长城保护机构和长城博物馆的建设等。保护部分重点记述政府为保护长城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主要回顾过去几十年所做的长城保护工作，总结这些工作中解决的问题及仍旧存在的不足，为后人保护长城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7.《军事》

《军事》卷综合记述在长城地区内，不同朝代所发生的一切军事活动的历史和状况。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长城区域历代的军事建制、兵役、武器、军事装备、修建长城的战略考虑。第二，长城的防御系统，包括屯兵、烽传、驿传和军需屯田系统等。第三，长城周围地区的兵力配置和后勤保障。第四，与长城军事防御相关的交通建设。本卷所记载的内容包括边略、边政、战事、兵器装备、后勤保障等。

8.《文献》

《文献》卷采用选、辑的方法对与长城相关的文献进行标点。主要收录史书、边塞志书、兵书、铭文碑碣中有关长城的内容。《文献》卷的编纂，不仅会对研究历代有关长城的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有帮助，而且能直接利用收进来的重要文献服务于长城的研究工作。长城文献大都散布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史籍中，《文献》卷对与长城有关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特别是搜集长城的碑刻等，为长城的研究提供基础的文献参考。《文献》卷在保证文献的真实和尽可能的原始性基础上，有的采取全文辑录的方式保持文献的原貌，有的采取节录的方式，因篇幅所限,删去非长城核心内容的部分。

9.《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卷收录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有关长城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体现长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对长城精神不断演化的认识。从收录的角度来看，本卷所收录的主要是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有关长城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文学类的诗词、散文、小说、民间故事、楹联等，艺术类的如绘画、书法、雕塑、工艺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影视、邮品、钱币等。

10.《人物》

《人物》卷包括与长城有关的历代重要人物。人类历史是由时间、空间和人物共同组成的。《中国长城志》要全面反映长城，也不外乎人、事、物这三个方面的情况。《人物》卷分传或传略、表两种写作方法。传是志书中用来记述人物生平和事迹的一种文体。传略属于传的范畴，但是篇幅要相对短一些。传或传略是《人物》的主体部分，主要收录对长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此外，《人物》卷也加入了表，列表收录长城区域的各类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信息较少，但同样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实用价值，与对长城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人物》卷的有机整体。

另外，《中国长城志》原计划在全志的最后有独立设置索引卷。包括：主题索引、人物索引、图表索引。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完成的覆盖全书所有内容的索引，只完成了各卷的索引，范围局限于各卷的主体及其相关部分，内容也仅是采用关键词法，从正文中提炼关键词编制出索引。在此情况下，只能将索引排在每卷之后，便于对该卷内容的阅读与检索。在《中国长城志》出版后将继续完成索引卷，并单独成册出版发行。

五、编纂特点及创新

《中国长城志》力求在广泛搜集资料文献的基础上，精心整理，慎重考订，积极吸收当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配以实地考察所掌握第一手资料，使全志达到科学性、全面性、实用性的高度统一。长城的研究涉及范围广，包括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建筑学、军事学等多个学科，采用方志的编纂形式，严格按照志体的述、记、志、传，图、表、录这七种文体来安排，可以较好地充分展现各学科对长城的研究成果：依次排列，展开具体而丰富的知识内涵，保证门类齐全、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确保篇目设置特点突出、简而不遗。

在充分发挥地方志编纂体例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地方志的一些不足：在分卷介绍长城各领域的同时，对长城缺乏一个整体的描述和大局上的判断；在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同时，学术性相对较弱。为此，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辨识和选择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尝试。具体说来，我们的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采用古今并重的原则。在中国修志历史中，贯穿着一以贯之、恪守不渝的原则，这就是详今略古原则。因为志书都是要不断续修，详今略古的形成主要是满足续修的客观需要。在志书的续修过程中，如果每部志书视古如今，写作中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因此，详今略古的原则成为现代方志修纂的重要原则。对《中国长城志》来说，则不宜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执行。《中国长城志》是第一部关于长城的方志，不仅要对长城的现存状况等进行详细的介绍，也要对古代长城的各方面情况进行明确记述。这两方面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称为古今并重。概言之，在编纂《中国长城志》时灵活变通详今略古原则，采用古今并重编纂原则。

第二，著述性相对较强。过去对方志的价值认定和对方志的性质、体裁定位，都强调其资料性，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志书的学术地位。著述性差得问题，已经越来越被方志界所重视。《中国长城志》在强调资料性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要强调著述性。著述性相对较强是《中国长城志》的重要特色，是具有创新性的特色，很可能也是我们对方志的一个大贡献。《中国长城志》的著述，不是作者直抒胸臆、空发议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著述，是丰富资料与科学著述的有机结合，是资料与著述的辩证统一。

《中国长城志》的作者队伍，以史学研究者为主。他们应用史学的笔法，尽可能的做到深入记述长城的发生、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和背景, 揭示长城与其相关事物的关系。记述长城及相关事物纵向发展的过程，记述包括长城有关内容的时间、地点、人物、事物及事件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等。对所有与长城相关事物的记述，一定都要交代过程的状态和最后结果，也还要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 以期加强对长城及相关事物整体的认识。

第三，允许不同观点共存。发挥作者个人专长与集体智慧、允许不同观点并存的做法是《中国长城志》的另一个特色。在符合总体例要求的前提下，分卷按照其各自的专业特点安排篇目并撰写内容。各卷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力争做到每卷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一系列的创新见解是我们的追求。

《中国长城志》编纂工作开始之初，我们曾经试图通过研讨会的形式，将一些观点统一起来，但最后还是采取了允许不同观点共存的做法。之所以要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历朝历代的长城十分复杂，并受历代政治、军事、社会制度的制约，所反映的历史问题也是千变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也无法按照统一的规范去要求作者。其次是因为，我们今天对长城的研究和认识，是今人对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本来就是在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深人的过程中，无法肯定地说哪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有所创新是好事。

总之，《中国长城志》是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重要前提。在使用文献的过程中，我们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长城著述。《中国长城志》的编纂是对长城历史的追问，触及到了一些过去没有触及的历史记忆。但毕竟是经我们的主观来选择、来归类、来编排的与长城相关的两千多万字。

长城研究的成果，今天已经很丰富了，但这种丰富还会发展下去。长城的历史研究，今后还会有新的成果，对长城历史的追问也一定会继续下去。现在，第一部《中国长城志》已经完成，如同长城在古代历朝历代不断增修、修补一样，《中国长城志》今后也会有人进行修补、重修，也会比我们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