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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的都市书写

《洛阳伽蓝记》的都市书写
2021-05-17 08:19:29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王建国(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六朝时期,地志写作空前繁盛。与史书地理志崇尚实用不同,此时期的地志更加注重自然山水的描写和人文轶事的记述,具有地理与文学相互渗透融会的特点,北朝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堪称代表。《伽蓝记》虽以记为名,却以京都大赋及骈散结合等方式书写园林建筑之美和都市风情故事。同时,在记载伽蓝时参用志怪笔法,并于都市变迁叙事中融注悲壮之情,开都市记体文学之先河,与侧重描写自然山川的《水经注》相映生辉,成为中古人文地理著作的创作范式。

《伽蓝记》借鉴京都赋艺术手法描写园林之美。《伽蓝记》秉承京都大赋的中原正统意识和写法,在传统的宫殿、苑囿、畋猎、物产、民俗、文化等题材之外,生动描写了洛阳园林。在杨衒之看来,洛阳乃承续华夏正统之地,是汉文化正朔之所在。他在《伽蓝记》中表现帝京空间之美时,自然会采用京都赋的写法。洛阳作为北魏都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国际性大都市。城市园林的大规模营造为杨衒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伽蓝记》堪称中古园林文学的代表。皇家园林的庄严与奢华,私家园林的富丽与雅致,寺庙园林的幽静与禅意,经作者生花之妙笔,曲尽其胜状与风姿。《伽蓝记》记载了两处皇家园林——西游园和华林园。作者在描写其景色时,由近及远,移步换景,楼台仙馆、雕栋丹楹、碧海曲池等奔走笔下,如游仙境,极力渲染了帝室皇居的空间壮丽之美。于私家园林,作者或简笔勾勒,或不胜繁复,描写了北魏皇室贵族造园的华美与绮丽。而寺院则多由贵族舍宅而成,兼具私家园林的精致和佛教的禅意,记述重在突出其幽远的禅境,如景林寺、景明寺、法云寺、大觉寺、永明寺等园林的描写,无不风景清丽、虚静空灵。《伽蓝记》在描写园林景物时汲取京都赋骋辞铺采的特长,多用四言句式,整饬典丽,铺叙园林物产之丰饶,颇具夸饰特色,可谓是京都赋与地志的巧妙结合。

《伽蓝记》采用骈散相间的散文体式描绘都市风情。六朝骈文兴盛,杨衒之创造性地将骈文元素融入散文写作之中,描绘帝京风俗、传统节日、民间传说及市井风情等,形成“秾丽秀逸”的文学风格。如卷四记载临淮王元彧雅好宾客的情景:“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领其玄奥,忘其褊恡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用骈俪手法记述贵族文人的交游和雅集,自有清拔之气。最为精彩的当属卷四《法云寺》“洛阳大市”一节。作者记写市井百姓日常生活,有善吹胡笳的艺人田僧超,威武善战的将军崔延伯,擅长经营的富商刘宝,狐媚迷人的狐狸精孙岩妻等,人物形象生动,内容极为赡富。如杨衒之描写洛阳大市的繁华:“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以骈俪之笔生动地展现了洛阳贸易之盛,货物之丰,商人之富。又如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美酒:“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蕃,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命‘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则采用散体,寥寥数语,而形神兼备,《水浒传》“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或从此化出。作者或散或骈,运用自如,贵族与市民生活杂陈其间,凡人与狐魅诡秘邂逅,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生机盎然的都市风情画。

《伽蓝记》在记述伽蓝时借用并发展了志怪笔法。《伽蓝记》记录了许多与伽蓝相关的神怪故事。如卷一《昭仪尼寺》记光明寺中金像与菩萨合声喝贼事,《修梵寺》写邢峦贪据董卓财物经年而卒事,卷二《崇真寺》写比丘惠嶷死后复活,具说阎罗王检阅之事及刘宣明死后尸行百步之事,《平等寺》写寺中金像每当国有变乱之前必先发佛汗事等,都采用了志怪笔法。这一笔法承续《搜神记》并有所发展,故事情节比较复杂而富有变化,人物形象也刻画得较为丰满生动。从魏晋《搜神记》至唐传奇,志怪小说绵延不绝,除《搜神后记》《幽明录》《述异记》《续齐谐记》《宣验记》《冥祥记》《冤魂志》等外,《洛阳伽蓝记》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伽蓝记》的志怪描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标志北朝志怪文学所取得的成就。魏晋以后,志怪小说在南朝蓬勃发展,现存的志怪小说几乎全是南朝作品。《伽蓝记》的出现,表明北朝在志怪小说发展中亦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不同于一般“为志怪而志怪”的写作传统,《伽蓝记》采用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将志怪与史事融为一体,对后世唐传奇如陈鸿《长恨歌传》、杜光庭《虬髯客传》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伽蓝记》在时空交织、都市变迁中纳入悲壮之情。《伽蓝记》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构成了一种时空交织的网状叙事结构。首先,作者以空间为出发点,围绕“大伽蓝”主题,按照空间方位的变化,从城内至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井然有序依次呈现,整体布局可谓胸次丘壑、开阖有致。其次,以时间为纬,将历史事迹附系于“伽蓝”,叙述与之相关的史实、人物、传说及风俗等,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立体式的洛阳城市生活画卷。杨衒之记史,在时间上往往颠倒错置,不以编年为先后,视其所记之史与佛寺的关系而定。这种严整绵密的结构,将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作者在著述时采用了两种判然不同的心态和笔调:记录寺庙时客观而冷静;叙述历史时则情感激越。一方面,杨衒之出于北魏洛阳为天下正统的认识,对北魏鼎盛的国力和中原文化充满自豪之情;而凡牵涉南朝的人事,则皆以“吴儿”“伪齐”“伪梁”称之,鄙视意味甚浓。另一方面,作者在叙事之中流露出相当浓郁的感伤情怀,尤其在叙述北魏灭亡时,笔端往往带着悲怆难抑的感情。《伽蓝记》叙事始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止于元修永熙三年(534)迁都邺城,记述的乃是从“光宅嵩洛”到“皇舆迁邺”四十二年之间的史实。此段时间正是洛阳从废墟中得到重建,又从繁盛都市复归于丘墟的过程。杨衒之身为北魏旧臣,于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他心中的繁华故都已是遍城荒凉,孝文帝苦心经营的文明盛世恍若隔世。于是他“慨念故都,伤心禾黍”,立志要让消逝在历史烟尘中的故都伽蓝流传后世。因此,《伽蓝记》不仅是对帝京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更是对北魏王朝政治空间演变的忠实记录。宏伟的城门宫殿,庄严的寺院浮图,华丽的花林园池,一座座精美得令人惊叹的建筑景物在岁月的河流中遭到磨蚀和摧毁。书中出现的一寺一物往往连带着一段沧桑的历史,佛寺越是壮丽,历史越是惨烈,就愈使读者感觉悲凉与沉痛。作者用沧桑的历史变故与人物变迁,反衬壮丽无比的宝塔与金刹,由此形成回肠荡气的悲壮之美,构成全书悲凉的美学风格。

总之,《伽蓝记》以京都大赋和骈散结合等笔法书写北魏洛阳城,集聚了一种内在的情感力量,展现出中古都市文学空间化叙事的新视野,有着震撼心灵的穿透力,正如明毛晋所说:“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后世《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帝京景物略》等虽均记载京师之繁盛,却缺乏杨衒之的人文情怀,其成就难与《伽蓝记》比肩。明胡震亨评《东京梦华录》云:“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法耳。”胡氏所言之“法”,当是指杨氏于叙事中寓含褒贬、熔铸自我情感的书写方式。《伽蓝记》的都市书写,为后世都城文学树立了典范。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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