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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2019-01-25 11:01:42  来源:中华网河南   参与评论()人

近日,河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开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郭力先生收到了《1942河南大饥荒》以及增订本。这2本珍贵文史资料,这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李蕤女儿宋致新作为郭家世交,为筹建中的郭仲隗纪念馆捐赠的,这也是郭力先生作为郭家后人,2019年收到的第六批和郭仲隗有关的历史文献。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青记”后人宋致新

一家2代人,用70年的时间,为我们打捞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无限逼近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

得享百岁高寿的宋映雪老人是李蕤的妻子,曾为《长江文艺》编辑。1943年3月25日上午10时许,李蕤骑着借来的一辆旧自行车出发,身上带着借来的500块钱和两套换洗衣服。宋映雪抱着孩子(赵致真),迎着凛冽寒风,目送丈夫离去,泪水刷刷往下流。在丈夫外出采访的近一个月里,没有一封书信,没有一点消息,宋映雪度日如年。在1943年4月20日,终于盼回了衣衫褴褛的丈夫。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解放后,李蕤全家从河南搬到武汉。儿子赵致真、女儿宋致新在武汉上学、工作,直到退休。宋致新是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由于父亲写过《豫灾剪影》,使她了解这场灾难的基本面貌,并萌发探寻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多年来,她查遍河南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相关史料;托大学校友在纽约的图书馆查到白修德的报道,购得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到湖北省图书馆查《大公报》;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购得《前锋报》胶片光盘,查找、抄写,收集了约百篇鲜为人知的社评。通过多年努力,2005年7月1日,《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正式面世,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1942,河南大饥荒》201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李蕤之子赵致真为科普作家、原武汉电视台台长,现今流传国内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豫灾报道,均由他翻译成中文。

这是宋致新的一个梦。为了寻找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的历史真相,宋致新倾注了大量心血,苦苦寻找当年的历史史料和见证者。宋致新1949年5月出生于开封,1953年父亲李蕤奉调到武汉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她随着家人迁至武汉,自此便一直生活在湖北武汉。她当过知青、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一个文学研究者出于什么考虑,暂时放弃了未完成的专业研究,不辞辛劳地钩沉历史、打捞真相,去研究70年前的河南大饥荒呢?

“中国记者没有缺席”

原来,宋致新的父亲李蕤,就是70年前写过10多篇灾区通讯、报道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记者“流萤”。70年前,这些发表在南阳《前锋报》上的灾区通讯,和由这些通讯报道结集出版的《豫灾剪影》曾经在河南引起过很大的关注,但这个地方小报的影响力并没有像重庆《大公报》那样,轰动全国。为什么宋致新会探究河南大饥荒?当笔者电话采访她时,她说:“其实,父亲的灾区通讯和《豫灾剪影》能保存下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为这本纸张粗劣的小册子,就像衣衫破烂的难民那样,看上去是那样的不起眼,父亲在‘文革’中还因为《豫灾剪影》写了美国教会赈灾而遭到批判。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连父亲自己也没有把这些文章放在心上。”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最早向李蕤提出要重新出版《豫灾剪影》的,是《河南文史资料》的主编袁蓬先生。袁蓬本人就在《前锋报》工作过,又经历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1985年,他主持《河南文史资料》的工作时,就写信给李蕤,请他把家中收藏的《豫灾剪影》寄到郑州。李蕤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仅存一册的《豫灾剪影》,由宋致新重新抄了一遍寄了过去,袁蓬还是不放心,又要去原件,改名为《无尽长的死亡线——1942年豫灾剪影》,在《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全文刊载,这是《豫灾剪影》第一次浮出水面。

上世纪9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被介绍到中国,书中占用大量篇幅谈到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白修德写了他如何和另一位美国记者福尔曼一起亲自采访河南灾区,如何绕过重庆的新闻检查直接把报道灾情的通讯发到了美国。

在当时大家看来,除了《大公报》之外,中国的报纸、中国的记者,再也没有人敢于出来为河南灾民请命。针对这种观点,2003年11月13日,宋致新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中国记者没有缺席——一个中国记者笔下的1942年河南大灾》,介绍了河南南阳的民营小报《前锋报》聘请李蕤为“特派记者”去灾区采访报道一事。《前锋报》创刊于1942年元旦,是抗战时期豫西南唯一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旨在“仗义执言、为民先锋”,是当时河南最为激进的报纸,被当地人誉为“小公报”、“河南的《大公报》”。194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李蕤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陇海线,从洛阳向东,深入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处实地采访,写出《喑哑的呼声》、《风沙七十里》、《雨天绝粮记》、《“死角”的弦上》、《粮仓里的骨山》等10多篇通讯。1943年四五月份,《前锋报》开辟《本报灾区通讯》专栏,连续刊登了这些灾区通讯,并于1943年5月汇集成册,名为《豫灾剪影》。宋致新说,虽然《前锋报》的“地势”不高,但它是河南本土的报纸,对河南大饥荒的情况知之最详。而《前锋报》勇于担当的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费尽周折寻找知情人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抗战丛书,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就是其中的一本。在这本书中,她收集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河南大饥荒的史料。“历史空白是需要打捞的,很多当事人都不在世了,文化传承的担子有时会落到小人物身上。”宋致新说。

白修德对河南大灾的报道和回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史料。宋致新没有看到白修德通讯报道的全文,只在报刊上看到一些转述文章。为了寻找白修德通讯报道的原文,宋致新通过定居美国的校友,在纽约的图书馆中查找了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那篇轰动了国际社会的报道《等待收成》,还找到更早的一篇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1942年10月22日),还购到白修德自传《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的英文原版,这些文章均由她的大哥赵致真翻译成中文。

1943年2月初,《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和社长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是反映豫灾的重要文章。为了找到原版,宋致新到湖北省图书馆文献室查找,发现当时的《大公报》原件残缺不全,合订本的字迹又难以辨认。她与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取得联系,请他提供原件,王芝琛很快便将原文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为了寻访张高峰,宋致新在网上查到张高峰是天津人,生前在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于是,她打电话给天津文史资料研究室的主任张玉芳,托她代为寻找,但张高峰去世多年,家已迁址,难以找寻亲属。正当宋致新快绝望之际,却收到张玉芳寄来的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一书,书中有张高峰同学张道梁的文章,详述了张高峰的生平和被捕经过,还附有张高峰晚年的照片,令宋致新喜出望外。张玉芳还提供了张道梁的电话,通过张道梁老先生的帮助,宋致新与张高峰之子张刃取得联系后,得到了张高峰年轻时和老年时的照片以及张刃和张道梁的回忆文章。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李蕤

1998年年初,李蕤先生去世,宋致新从《前锋报》原编辑张林翰先生为父亲写的纪念文章中,得知《前锋报》在河南大饥荒期间发表过几十篇呼吁救灾的社评,张林翰先生和另一位《前锋报》原编辑王骏远先生,晚年曾不辞劳苦专程到南阳市档案馆复印了仅存的《前锋报》社评第三集并珍藏起来,准备加以研究。可惜张林翰不久也去世了,王骏远当时正病危住院,宋致新无法通过他们得到这些《前锋报》社评,而这件事情却引起了她的关注。

之后,宋致新专程为此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她发现了《前锋报》存有完整的缩微胶卷,就泡在图书馆里,在幻灯机前逐篇查找,逐字抄写,后来发现效率太低,就设法买到了一份《前锋报》的缩微胶卷,又将它转换成光盘,这样在武汉,她坐在家中的电脑前也能工作了。几十年前的旧报纸,不但印刷水平差,而且缺页、破损也不少,有些日期要靠前后篇去猜测,有些字句需要根据上下文去推断,这是枯燥的工作,但她却乐在其中。使她更钦佩的是南阳前锋报人替未来着想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前锋报人在当时系列报道河南灾情惨状的同时,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有关灾情的报道、评论汇集成册,广为散发,以达藏史于民、为后人留存史料的目的。因为通过查找,她发现了《前锋报》70多篇过去鲜为人知的关于豫灾的社评。

《前锋报》于1942年灾情发生后,即以社评形式大量报道灾荒,内容涉及灾情、救济活动、救灾呼吁、救灾对策等诸多方面。比如报道灾情、呼吁政府急筹救济的有1942年8月7日的《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1942年7月24日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1943年1月30日的《哀鸿遍野》,1943年3月27日的《吁请邻省速解粮禁》。倡导全国各界人士救济豫灾的有1943年2月20日的《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等。向政府建言的有1942年10月27日的《敬向中央勘灾委员贡献两点愚见》,1943年6月20日的《省府应速派大员分区督导救灾》,1943年10月22日的《再为豫省参议会进一言》等。对救灾痹症提供对策的有1943年4月19日的《严刑峻法督导救灾》,1943年6月6日的《统收统支以减民负》,1943年8月27日的《目击蝗蝻心念民教》等。呼吁防疫的有1943年3月25日的《一面救灾一面防疫》,号召政府当局,各方慈善团体、中西医士,应当早研究预防疠疫之方,及时预防,避免发生传染病……

这些社评,从时间上说,跟踪报道了近一年的河南灾情,它们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的状况,人们的情绪、政府的政策、市场的波动、天气的变化、农作物的长势等,俱在其中。如果说,1942年河南大饥荒因为历史材料的缺失而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的话,那么,这些《前锋报》社评,堪称破解河南大饥荒之谜的黑匣子。它们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郭仲隗

2005年宋致新退休后,为照顾家人移居京郊。闲暇时她仍是乐此不疲地搜集《前锋报》社评。她过去的电脑在武汉,《前锋报》光碟也丢失了,幸好缩微胶卷还在,她又请人把胶卷转换成了光盘。在互联网上,她看到了南阳市档案馆张怀珍先生写的《李静之与南阳〈前锋报〉》一文,就通过舅舅宋然宗、舅母张清洁与张怀珍取得联系。张怀珍先生把早先张林翰和王骏远专程到南阳复印过的《社评选集》第三集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宋致新,而这些社评中恰好有些是她手头缺失的。这使她深感如今互联网的巨大作用。1943年,前锋报社汇编出版的关于河南灾情的《社评选集》,每集印刷1000册。实践证明,李静之先生这一深谋远虑的举措不愧是高明之举,否则,我们今天是很难见到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

薪火相传 孜孜不倦

1942年灾情恶化时,河南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蒋介石请赈,蒋却误认其都是为了逃脱征粮。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个代表赴渝报灾请赈。抵渝后代表团要求谒见蒋介石,蒋“不惟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幸有刘经扶先生慨借卫戍总司令部礼堂作开会地址,才使重庆各界了解到河南的灾情。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几次国民参政会上,弹劾汤恩伯,为河南灾民涕泣陈情提交议案,回来路上险遭暗杀。开封名士靳志先生执笔写的《旅渝豫人上蒋主席书》就是为河南人民正名的一篇战斗檄文。

若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宋致新接触1942年河南大灾的历史史料已经数十年了,除了2005年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之外,近年仍在不断的发现和研究中。

宋致新说,当年还有其他报纸也记载了河南大灾的新闻,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因为透露了具体灾情,被指责为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因编辑转载了《看重庆,念中原》,被勒令追回当天报纸,不准发行;有些县市报纸透露了灾荒中“人吃人”的消息,河南省党部训令各县市党部,令饬各地报社严予禁载,并切实按期审查。由于史料奇缺,这是个无比巨大的课题,她希望自己做一个薪火相传的人,将更多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研究工作中去。

国民党救灾不力,政府官吏腐败、救灾资金稀缺;重视他救,忽视自救;注重政府,忽视民众。这些都使国民政府的救灾成效大打折扣。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救灾工作却卓有成效。根据地政府开展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政府意识到要想度过灾荒,必须进一步节衣缩食,与灾民同甘苦共患难;安置灾民,调拨粮食,赈贷粮款,生产自救。面对天灾,日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比如,1942年7月26日伪河南省省长陈静斋便率伪省公署及开封市的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求雨。以长达27天的求雨日程蒙骗百姓,以笼络人心。今年是河南大灾70周年,宋致新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祭奠亡灵的日子。把民族的灾难转化为民族的思想财富,才是对灾难最好的纪念。“我想,中国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头)也应建立1942年河南大灾的纪念馆呢?”

“青记”后人宋致新向郭仲隗纪念馆捐赠《1942河南大饥荒》

郭力(左)和宋致新

作为文化学者、资深收藏家,郭力先生在《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找到很多郭仲隗为民请命的一手历史资料。

书中记载:在当时的河南,提起郭仲隗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疾恶如仇,正直敢言。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大声疾呼,为灾难深重的河南人民请命。

1940年,郭仲隗出任国民参政员。

1941年11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会议议案中,郭仲隗等提交《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解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案》。

1942年10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会议上,郭仲隗等提交《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和《请移送灾区难民于西北各省垦殖,以固本救灾荒案》。郭仲隗还拿出十几种河南灾民所吃的观音土、树皮草根等,涕泣陈辞,呼吁中央政府对河南减免征粮。

1943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二次会议上,郭仲隗提交了《河南连年灾荒情形惨重,军民交困,危机潜伏,请政府详查事实迅谋救济,以拯垂死孑遗,巩固前线基地而利抗战建国大业案》。他又提案说,如不及时救灾,河南将会出现不利抗战的危机。

果然,在1944年春季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由于汤恩伯的部队平时祸害地方,作威作福,在汤部溃逃时,豫西民众出现了反夺国军武器、电台的事件。事后,汤恩伯诬蔑河南人民都是汉奸,准备实行屠杀。1944年9月,郭仲隗从沦陷了的豫西翻山越岭赶到重庆,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以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揭露了汤恩伯部队侵民扰民,以及在日军进犯时临战澧逃的罪行,为河南人民辩诬。他的发言引起参政员的公愤,由他领衔、103人联名提交了《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案》,弹劾汤恩伯。《新华日报》《大公报》等都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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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倡议下,由夏衍、范长江等人发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于上海。1938年3月30日在汉口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更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即中国记协的前身。

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召开成立大会,羊枣,朱明,戴述人,邵宗汉,章丹枫,范长江,王启煦,彭集新,傅宇琛,徐怀沙,王文彬,刘祖澄,王纪元,恽逸群,袁殊等15人出席成立大会。会议讨论了协会的宗旨和工作纲领;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范长江、恽逸群、袁殊、羊枣、朱明为第一届干事,夏衍、邵宗汉、刘祖澄为候补干事。

(责任编辑:王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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