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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培养研究生 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质量关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培养研究生 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质量关
2021-04-27 16:51:10 来源:文汇报

研究生教育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没有强大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导师无疑承担着重要责任。青年导师在自己科研事业起步的同时,面对研究生培养,有诸多困惑。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开设了 “相辉导师学校”,通过提升导师指导能力、规范导师指导行为来提升导师质量。近日,中科院院士杨卫,就青年导师可能会面临的困惑给出了自己的经验。

对每一位大学老师来说,最值得自豪的事情莫过于桃李满天下,这是对一位学者的最高褒奖。给本科生上大课,固然会面对很多学生,但真正和学生有深入接触,还是在指导研究生阶段。

我从1985年开始独立招收研究生,至今36年,我的学生中已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有43人,目前在学界的30位,在企业的13位。我的最大体会是,对青年导师来说,你所指导的第一批学生往往是自己投入最大的学生,导师与这些学生的关系最密切,同时他们也将决定你的未来。对于导师来说,永远都要先学生之忧而忧,后学生之乐而乐。

招学生、出成果,导师永远面对数量和质量的取舍

数量和质量,永远是导师会面对的困惑,不论是招收学生时,还是在追求科研成果的过程中都是如此。

就我的经验而言,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数量应尽量少而精,这样可以对每个学生悉心指导。团队规模应根据导师研究课题的性质来决定,如果研究课题必须通过组建团队方式才能有效解决,那就可以考虑组成团队式的构型。如果研究课题的重点是提炼问题,或者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有独创性的贡献,那么导师就应该少招一点学生,依次指导。

数量和质量,哪个重要,并无一定之规。我在布朗大学工学院读书时的导师,他指导的学生很少。至今,他带的学生总数还没有我带的学生多。包括我在内,他指导的学生只有20个左右。所以我们这些学生辈常开玩笑说“我们师门这一脉是质量重于数量”。

科研产出同样如此。当时布朗大学化学系有两名同时进入准聘期的教师,六年后,只能留一位进入长聘教职。在这六年中,一位教师发表了4篇论文,另外一位发表了20篇论文,期刊的档次都相当。最终布朗大学化学系留下了那位发表了20多篇论文的教师,他确实发展得不错。

那位只发表4篇论文的教师没有获得布朗的长聘教席,却被招到耶鲁大学。因为耶鲁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是他的评委之一,他发现这四篇论文的研究已具大师气象,而且自成一派。这位教师就是昂萨格,他到耶鲁大学后没多久就获得1968年诺贝尔奖。这件事成为布朗大学化学系的最大遗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数量不重要,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一个领域的成果数量多了以后,工作才有集群效应,引用也会多,尤其是热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引用数量会非常高,这同样也是一名优秀学者的标志。所以不能盲目的批判数量,也不能盲目的相信数量,而应取决于对研究的推进效果。

青年导师,该“深挖坑”还是“广织网”?

对青年教师来说,还会遭遇的困惑是团队采用什么样的结构。这取决于导师是希望自己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还是希望成员组成“雁阵”,共同推进科研。两者的利弊同样明显。因为在“雁阵”中,肯定会有一两名学生特别突出,其他学生则未必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位学生的发展都是导师必须予以考虑的。

换言之,作为青年导师,你可以担任“深挖坑”的角色,带领团队在某一个方向,共同把研究的“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也可以担任发散型“广织网”的角色,这类导师培养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方向,学生慢慢从导师的方向转向培育的新方向,然后把新方向越做越大。

青年导师同样会面临的困惑是究竟跟着一位资深的导师往前走,还是单干?其实,正如跑马拉松时,最开始往往是有经验的人带着没有经验的人跑,然后进入了互助、交替跑的阶段,再往后,年轻人会找到新的方向自己单独跑。这就意味着,学术界并非把年轻人教好了,资深的导师就没饭吃,而是说,年轻人在发展的起始阶段要借力。

不仅年轻导师和资深导师之间如此,导师培养学生同样如此。在你的潜意识中,是希望学生比你强,还是跟你差不多,还是不如你?不同的传道之心会决定你的学生培养质量。

我的导师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学无先后,你要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是一日为师,终生为友”。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影响。

身为教师,我们把学生培养好,桃李天下,是一世功德,也是传承。导师要期待并且接受学生比自己强。说实话,我自己的学生中有几位,现在学问就比我强。

我从1978年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我所在的专业是固体力学,我们专业的祖师爷是张维先生,他的学生是黄克智先生,也是我的硕士导师。余寿文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副导师,后来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与我同龄的郑泉水老师、方岱宁老师等后来都当选为院士。当时我们学科曾获全国教学特等奖——有关高质量博士生的规模培养奖项。这个二级学科培养了13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可说是全国最高纪录。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我们的学生现在全世界相关领域的学校担任教职。希望若干年后,类似的一批顶尖学科可以具有培养世界水平师资的能力。这也是一流学科的最核心指标。

学术的创新和传承同等重要。2000年左右,是我培养学生最多的时期。当时我的小团队中有10位学生,其中有如今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朱廷,在宾州大学担任教授的张宿林,在埃默里大学担任医学教授的吴筱益,也有美国马里兰大学担任教授的李腾。李腾现在也是科学传播界的流量明星,微信公众号粉丝众多。还有两位学生转行后,现在都是亿万富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又有了创新,所以导师和学生一起,最好的状态是共同传承,同时又不断创新。

美好理想和骨感现实之下,青年教师如何抉择

年轻导师在科研起步阶段往往比较艰难,总会觉得理想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我的建议是,科研起步阶段最好是从小切口导向大问题,然后慢慢前往科研的核心路段。很多时候,青年导师所谓的条件之惑,并非自己能力不够,而是思路不够开阔。其次,导师必须认识到,进入研究生阶段,导师培养学生更多的是提供条件和服务以及适当的指导,而不是让学生跟着你的指令发展。

比如,给学生选题时,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课题,导师要花费时间精力与学生讨论。当学生有兴趣、有能力,他们很快会进入和科研契合的状态;而当有些学生的设想太宏大,但又实现不了时,就需要导师和学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或者给学生更多支持。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是我在浙大带的第三个学生,非常聪明。他执著地想从事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目标是探究一门时空量子动力学理论。他不分白天黑夜全身心地投入这个课题。我放手让他做了三年,但没能出结果。此时,我找他谈话,建议他先把博士毕业要求的常规条件都完成,然后再做时空量子研究。学生花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博士毕业的要求。为了继续时空量子的兴趣,他选择做博士后,现在已经是第三轮博士后,他在这三轮博士后的工作中,都完成了必须要完成的课题。不久前,这名学生告诉我,时空量子的研究已经完成了40%,但还需要5到10年才能结题。对这样的学生,应该尽力地满足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意愿。

而我在浙大带的第一个学生,则是想法特别多,在读研究生时就参加了挑战杯之类的比赛。成为新教师后不久,他开始从事有关软体机器鱼的研究。课题结束后,他提出希望到马里亚纳海沟去进行极端条件下的软体机器鱼测试。我给他联系了实验室,联系有关科研机构给他150万元经费支持。今年3月4日,他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并且是封面导读,这可能也是浙江大学第一次在《自然》正刊上发表封面论文。所以当学生有很多新想法的时候,导师只需要提供服务。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位导师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培养好学生,不论是手把手教,还是放手让学生自己做,导师都应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但同时,导师还要做的是,帮助学生树立好目标,确保学生奔着自己的目标始终努力。

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质量关

对导师来说,有学生之后,要先学生之忧而忧,后学生之乐而乐。为人师者,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要培养出好学生,而学生创造的知识、荣誉也都与团队息息相关。于是就要为学生把好每一道培养关。

比如,对学生的工作是否信任?学生的实验数据是否可靠?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窍门。学生的论文,导师必须精心修改每一处。比如英语论文,若学生写出的论文初稿,有的地方英语表达疙疙瘩瘩,有的地方却特别流利,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当心流利之处——很有可能是摘抄了别人的文字。同时,导师必须和每一位学生充分交流,这样才会非常清楚学生的科研情况,也就比较容易察觉学生提供数据中的瑕疵。

如何组织学生开组会?导师组织学生开组会,最糟糕的是“一言堂”,导师布置任务,讲演一通,布置完任务就散会。其次是“两言堂”,就是学生轮流讲,然后老师轮流评论。这样的组会既不利于课题组互相交流,激发灵感,发动头脑风暴,也不利于导师发现优秀学生。开组会时,往往也是导师发现学生的时候。在讨论最激烈的时候,哪些学生总是有话语权,他们则往往是最厉害的学生。有的学生在刚开始讨论时,问题不太熟悉,但是讨论一阵后,他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那他应该是比较好的学生。而组会的深度往往取决于学生做完报告后开展的持续性讨论,对某一个话题持续讨论的时长和深度,也代表组会成功的程度。

最后,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协作。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他当研究生时,70%的东西是跟同学互学的。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有时候就是一种波浪式的前进,或者是前面的成员与后面的成员的接力。同学之间虽然也有竞争压力,但也是一种进步的动力。作为导师,就是要及时了解学生是否正处在某个关口,并及时给他帮助。

作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卫

(责任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