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规范校外培训。当下，由校外培训引发的教育焦虑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为此，各地加强监督管理、创新课后服务，从校外开始、从校内求因，让学生实实在在减负。

回归教育初衷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包括在线教育机构在内的校外培训市场迅速成长。数据显示，2020年仅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就超过了500亿元，超过了此前10年的总和，多家在线教育机构融资金额屡创新高。

家长教育焦虑值“破表”，让校外培训市场有了发展壮大的根基。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校外培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的课外学习需求。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校外培训机构走偏了路，远离了教育初衷。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教育培训行业普遍存在获客难、续班率不高、回本慢等问题，因此低价获客成为其维持运营的重要手段。

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是学生学习负担减不下来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就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提出诸多举措，但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却采取各类措施规避有关政策规定——有的将学科名称改头换面，实际内容却换汤不换药，依旧是超出课程标准的学科知识；有的将线下讲授的内容转为线上，规避部分监管……

日前，北京市教委通报指出，在对北京校外培训机构检查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机构存在违规问题，其中包括培训结束时间晚于晚8点半；开展低价营销、贩卖焦虑等不当广告宣传；教学内容超出国家相应课程标准等。

专家表示，校外培训屡禁不止，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

“‘提分’的需求产生并不断扩大，催生了培训机构的增加和野蛮扩张。在这种大背景下，培训机构的定位、运营方式与手段决定着在提高考分上比学校更高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周秀平说，目前，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

“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其初衷是让学生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父母如果下午5点半下班，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档。不少家庭不得不用校外培训来弥补。”周秀平说。

加强监管治理

如何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要完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专家表示，教育培训行业在师资、课程、收费、广告等方面均有一定要求，应当进一步规范行业准入门槛，对于条件不具备、运营不合规的企业，督促和责令其退出教育培训行业，避免后续带来一系列违规经营、经营困难、卷款跑路等事件。

日前，北京市场监管局对4家校外培训机构的价格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北京市场监管局表示，这些机构打着低价优惠促销的幌子，以从未成交过的原价大幅降价的营销手段，诱骗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违反价格法相关条款。

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各类教育机构的指导和调控，防止资本无序厮杀。要督促各机构聚焦教学、研发主业，尽快从资本竞争中回归到教育本位，强化行业自律，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引导教育培训机构向服务学生多样性学习方向发展，不再进行义务教育课程内容的强化培训。

北京市教委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提出了银行存管模式的要求。该办法要求，机构预收学员培训费的，须采用银行存管模式开展资金监管；教育机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

丰富课后服务

校外培训乱象也要从校内去找原因。在加大力度治理校外培训问题的同时，着力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

储朝晖认为，从根本上治理校外培训乱象，必须优化教育运行体系，改进评价标准，大力推进教育均衡，激励学校和教师依据各自的实际，有效提高学校的办学效能和质量，从根本上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提分”的需求。

针对“三点半”难题，进一步增强课后服务供给，保障课后服务时间，丰富课后服务内容，也是解决家长校外培训需求的良策。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要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当前，针对“三点半”难题，全国各地正通过各种举措，保障课后服务开展。

近日，江苏苏州提出在小学实施每周不少于两课时的“三点半”体育大课堂，实现幼儿园开展体适能活动覆盖率100%，并鼓励中小学设立“阳光体育运动”达标机制，探索体育类社会组织进校园。

专家表示，课后服务面临着“教什么、谁来教、钱从哪里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规范边界，逐步探索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