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藏”及“转移”的认定

“窝藏”及“转移”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举的五种行为方式中的两种。

何谓“窝藏”？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窝藏是指接受上游犯罪行为人的委托藏匿和保管犯罪所得，使司法机关不能或难以发现犯罪所得的行为。开始不知道是犯罪所得而加以受领，后来在保管过程中知道了是犯罪所得，却继续为保管的行为，也是窝藏。窝藏是一种典型的隐瞒，是以作为的方式来实现对犯罪所得的隐瞒，单纯的知情不举不能认定为窝藏。举例而言，张某盗窃财物价值1万元，藏于家中，张某的父亲事后得知张某盗窃犯罪。后公安机关询问张某的父亲是否知道此事，张某的父亲称不知情，未见到张某盗窃的财物。张某的父亲隐瞒了张某的犯罪所得藏于家中的事实，仅仅属于知情而不举，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何谓“转移”？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转移是指改变赃物存放地的行为。从空间位置上看，转移赃物包括从上游犯罪既遂后的隐藏地向窝赃地的转移以及从一个窝赃地向另一个窝赃地的转移。行为人可以自己转移，也可以同上游犯罪行为人一起转移，还可以通过指挥毫不知情的第三人搬运、转移。对行为人而言，不论其转移赃物是否有偿，转移的距离远近如何，以及行为人在转移过程中是否紧随赃物，这些因素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在同一房间内转移，也可能因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属于本罪所指的转移，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为妨害司法的本质，而不是物理上的距离间隔。”

二、“收购”及“代为销售”的认定

“收购”和“代为销售”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举的五种行为方式中的两种。如何准确理解本罪的“收购”和“代为销售”，在实践中有一定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1102号陈某、欧阳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对此进行了阐释。

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裁判理由中指出： “收”和“购”两个字之间是语义的重复，解释为“购买”就可以了。同时也无须对“收购”附加“销售营利”的目的，单纯为了自用而收购的，也是掩饰、隐瞒行为。“收购”的行为类型中包含着“先购后卖”这种情况，根据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立法旨意，法律在这时惩罚的侧重点仍在于“购”，因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仍然购买，不管其目的是不是再次出售，购买行为都体现出行为人为上游犯罪人掩饰、隐瞒的主观故意，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这是本罪打击的重点。后面再出售的行为就只是实现其个人利益而已，所以刑法条文在这里没有列举“销售”一项，而是在“收购”之后列举了“代为销售”。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收购的形式主要是买卖，但也不局限于买卖，只要是提供代价而取得即可，民法上的债务清偿、抵消等都可以构成实质上的收购。仅仅成立了购买的契约还不够，需要现实地进行了赃物的接受，才是收购赃物行为。反之，只要现实地接受了赃物，只是尚未支付对价，或者还没有决定赃物的具体数量和价格，也不妨碍本罪的成立。收购赃物的成立不以行为人从上游犯罪行为人那里直接购买取得为必需，明知是赃物而从其他人处接受转卖的，也是收购赃物。”

所谓“代为销售”，是指行为人代犯罪分子出售犯罪所得的行为。“代为销售”与“收购”不同，它是替犯罪分子销售犯罪所得，中间过程中并没有以自有资金取得对犯罪所得的所有权。“代为销售”既可以表现为行为人以卖主身份替上游犯罪人销售犯罪所得的行为；也包括在犯罪分子与购赃人之间进行斡旋介绍的行为。行为人先将犯罪所得进行窝藏，然后以卖主身份寻找买赃人售出的行为，仍是一种代为销售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本案中被告人陈某、欧阳某的行为属于“先购后卖”，应当解释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收购”而非“代为销售”。

三、“上游犯罪事实成立”的认定

《解释》第八条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具体内容为：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因行为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里犯罪事实的概念，不能完全从犯罪构成齐备的角度来理解，而应当从上游犯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去理解。至于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不影响对上游犯罪事实是否成立的判断。因此，上游犯罪事实成立指的是上游犯罪行为确实存在，至于被告人是否归案，被告人是否被判处刑罚，均不影响上游犯罪事实的成立，更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包含两层内容：第一层内容是，上游犯罪事实必须成立，既要求上游犯罪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又要求上游犯罪事实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如果上游行为虽然存在，但依法不构成犯罪的，则掩饰、隐瞒行为也不构成犯罪。举例来说，张三收购了李四、王五、徐六等10人分别盗窃的自行车各一辆，每辆自行车的价格均为1000元，但李四等人的行为均未达到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因而均不构成盗窃罪，尽管张三所收购的自行车价格总数已经达到1万元，但因李四等上游行为人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因而张三的行为也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只能依照治安处罚法进行处罚。第二层内容是，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认定，原则上应当在对上游犯罪依法裁判确定后进行。”

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

《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对“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的内涵进行了界定。通过犯罪直接得到的赃款、赃物，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

关于“犯罪所得”，“是犯罪直接得到的，既包括通过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犯罪获得之物；也包括通过其他犯罪获得之物，如伪造、变造的公文、证件等本身经济价值不大或无法简单衡量价值的赃物。”15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实践中，容易出现的争议是违禁品能否成为赃物？如枪支、弹药、毒品等能否成为犯罪所得？理论上说，枪支、弹药及毒品等违禁品也可以成为掩饰、隐瞒的对象，说它们是赃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些违禁品，我们一般不将其作为普通赃物对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刑法对掩饰、隐瞒这些违禁品的行为，一般有专门的条文规定，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当适用特别规定。二是在司法实践以及群众一般观念中，违禁品与一般的赃款、赃物是有质的区别，一般的赃款、赃物，除非是有证据证明是赃款、赃物，否则，持有人可以拥有合法的使用权；而违禁品，除非法律特别授权的组织和人员，否则，持有违禁品本身就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1“因此，对违禁品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如果我国《刑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将其列为独立的罪名，应以这种独立的罪名定罪处罚；如果没有规定，则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些禁止公民随意持有的物品也可能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对象。例如，对于非法狩猎的普通野生动物，则可以成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对象。”

关于“犯罪所得收益”，是以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得到的收益为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到了掩饰、隐瞒行为人手上，由此产生的新的收益，则不能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但是，此部分收益虽然不能认定为犯罪数额，仍然是非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此外，“关于将犯罪所得用于投资、经营所获利润，是否可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投资所得属于犯罪所得收益。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是否介入合法的劳动投入？如何扣除合法的劳动投入因素？因此，有待于司法实践的总结，待成熟后再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是，如果将犯罪所得进行非法的高利贷等违法活动而获得的利益，则应当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