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从来与知识产权紧密相连，前者是创新的“摇篮”，后者则为创新保驾护航。
但有时候，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抄袭、盗用等侵犯知识产权，从而挫伤创新积极性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互联网语境下如何保护知识产权，近年来一直都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多位代表委员都希望对流窜于电商平台的假货加大治理力度，建议打击假货工作要线下线上销售渠道一盘棋，让侵权者无处容身。
剽窃创新伤害创造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关注此类问题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曾对网上假货有过“切肤之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最近就很头疼。正值毕业季，往年的线下毕业展今年受疫情影响移到了线上。范迪安非常担心学生的作品展出后被抄袭，“知识产权可能会很快遭到侵犯，马上变成别人的产品，或者稍加改换头面，就变成一件件家具、一种种服装服饰”。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往年即便在线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据了解，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类学科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达40%，每年都有大批优秀人才毕业后走上原创设计的道路。“我注意到，每年我们同学的很多具有相当应用性的作品，很快就被一些平台抄袭盗用了，更糟糕的是直接把它变成批量产品进行销售，严重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陈女士就有过类似遭遇，她是一名专注于数码配件领域的原创设计师，其设计的很多图案深受消费者喜爱。去年下半年，她发现某平台出现了很多与自己设计图案一模一样的商品，其中该平台的一个商家完全复制了她的官方网店，商品款式、设计图片甚至商品详情介绍都被原封不动抄袭。
令陈女士既生气又无奈的是，对方卖得比她好。“他们的商品比我的便宜，毕竟没有研发设计成本”。维权之路也并不容易，她曾向平台发起七次投诉，均未得到反馈，后选择起诉。但她其实并不愿意走上这条路，“要不是这些抄袭的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真不愿意去起诉”。
范迪安说：“一个产品的创意构想是非常不容易的，抄袭和盗用这个问题这些年也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分析，尤其一些小型网站和平台，他们有时候直接把别人的创新作品轻易地拿走了，然后进行一点改造式的生产，有的甚至没有改造就直接生产了。”如果任由这类问题发生，必然会对中国的创造力带来极大伤害。
防疫物资造假危害大
对肆意侵犯知识产权、在一些治理假货不力的平台上获得生机的商家，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莉也深恶痛绝。
被誉为“三农代言人”的杨莉，是湖南海泰栀子合作社理事长、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乡凤凰村村委会主任，多年来，通过栀子花种植带领村民致富，持续关注农业农村问题，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栀子妈妈”。
杨莉说，近年来，农村电商及电商扶贫迅猛发展，为脱贫致富打开了新门路，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劣质低质低价产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这些假货在疫情期间的危害尤其严重。杨莉说，一些假口罩通过社交电商平台售卖，以标榜低价、正品等名义，迷惑对假货辨识度较低的广大农村村民购买，“一些村民反映，买到的假口罩气味刺鼻，这种假冒伪劣防疫物资严重危害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安全”。
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对防疫物资之假的危害也颇为担忧。
抗击疫情期间，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选派一支15人的重症医学队伍支援湖北黄岗，入驻当地医院重症病房，使用ECMO技术成功救治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他们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前线抗疫的故事，听一次，我流一次泪”。
与医务人员奋不顾身上一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假防疫物资在部分平台上的流窜。
“像假口罩、假防护服，这种造假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流入医院或者疾控部门，发挥不了防控作用。”雷冬竹说。
全国政协委员孙昌隆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接触计算机技术的一批人之一，30多年的制造业从业经历，让他对假货深恶痛绝。去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就曾提交提案，呼吁大力推广互联网打假技术，用政策奖励鼓励创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此书面回应称，该建议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工作已着手开展，将进一步深入推进。
孙昌隆发现，在疫情期间，执法机关很难迅速摸清售假和假货来源。疫情初期，口罩等至关重要的物资紧缺，老百姓难外出，社区药店缺货，但社交平台依然不时有人宣称有口罩可卖，质量良莠不齐，执法机关和媒体披露了多起社交平台售假案例。
加强各平台一体化监管
如何让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得到有力保护？让假货无处藏身？
孙昌隆建议，各地政府要像重视疫情防控一样重视假货治理，将假货治理纳入常态化的政绩考评，一把手挂帅，从上至下整合资源一盘棋合力治理，对各大平台一体化监管，制定统一的指导和监管标准。
雷冬竹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加强对社交电商平台的打假执法和整治力度，将各类网络平台全部纳入一体化监管。
同时，将医疗资源向农村卫生条件薄弱地区倾斜，加强县乡镇卫生院、卫生站、医疗所的防疫物资储备。在全国开展市场监管服务入村活动，尤其在电商下乡活跃的村庄，定期开展普法培训，提升村民防疫意识，谨防诈骗和买到假货。
杨莉建议，在推广农村电商及电商扶贫中，还要相应开展消费维权类活动，提高村民识假防假的知识产权意识，引导理性消费；不在治理假货不力的平台销售农产品，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和品牌效应，如果遭遇侵权需要积极维权，“农村绝不是假货集散地”。杨莉还提出，对于社交电商平台出现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要依法打击。
范迪安建议，应该公布一些典型案例，让原创者站出来，让消费者也站出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让这些抄袭的、盗用创新成果的人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