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五六岁前后，我所在的县城还没有实行“禁放烟花爆竹”。腊八过后，每天早上起床时我总要喃喃地背诵“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诗作《元日》，字面意思描绘的是当时过年的情形。基本和现在一样，也是喝酒、放鞭炮，寄托美好心愿，一片喜庆昂扬的气氛。只是“屠苏”酒变成了现代的酒，“新桃换旧符”变成了贴春联。
孩子的天真无邪，体会不到世事的沧桑和岁月的无情，过年之于孩子，应该是最美好的事情了。但过年对于我的最初的记忆，却是一次刻骨的挨打经历。具体的年头已经记不住了，大致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的初期，生活物资比较匮乏，乡里的孩子温饱尚且紧张，平时的零食自然无从谈起。每到过年，总会有外地的山里人下山来卖“三打梨膏糖”。一个人一副担子，两头是用荆条编制的框子，担子一头的框子上横着一块脏兮兮的木板，上面铺着二三指厚的米黄色的面团一样的东西，这就是那个“糖”了。卖的很贱，一二分钱就可得一小块。从大块上分割的时候，卖糖人左手捏着一个扁平的铁质刀具，根据客人出钱多少，在整块糖上量好尺寸位置，刀刃紧贴这个位置，右手举起一个小铁锤，“当当当”轻轻敲打“三”下，就“打”下来一小块糖来。爱好扎堆的孩子们迅速围拢上来，但大多只是看看，买者甚寡。此时，好事的我却伸手捏了一小块碎渣填进嘴里，甜丝丝的，着实好吃。可恶的是卖糖的当时并无不良反应，而是悄悄地尾随我到了我家！可以想见的是久事教育并做了校长的父亲对于此事的尴尬和恼怒，在给了卖糖人足够的钱和道歉之后，我的厄运便降临了。当时我躲进了土坯院墙外面的厕所里，但很快就被母亲找到拽回来，并亲手送到父亲面前，一向爱我、疼我、呵护我的母亲此时却显露出公事公办、大义灭亲的态度，把我摁在怀里，屁股扒出来，任由父亲的巴掌无情地在上面啪啪作响，来一场男女“混合双打”……从此，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再不敢接近，更无意得到，而且现在要求我的孩子也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
那时候物质虽然奇缺，但同龄的小孩子却很多很多，大小也不会超过“一巴掌儿（5岁）”，每家每户燃放的鞭炮也都是不长的一小挂（串），捡炮的孩子却成群结队。大家除夕之夜满庄游荡，直至深夜，好像刚刚被大人撵回来睡下，不久就又响起了“爆竹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爬起来，三下五去二穿上衣服跑出去，来来回回奔走于各个“爆竹声中”的“千门万户”。早餐是难得的有腥荤的饺子，虽然饺子馅是以萝卜为主，间以些许的肉和动物油调拌而成，但吃起来感觉香喷喷的，总会比平时多吃一碗。放下碗就又跑出去，大家相聚在房前屋后，比比谁拾起来的鞭炮多，试试谁捡到的鞭炮更响亮。那时的天气比现在冷多了，沿庄寨河上结着厚厚的冰，孩子们在上面滑冰、打陀螺、推铁箍、燃放拾来的鞭炮，忙的不亦乐乎。
大人们也揣着手踱出来，来到仓房门口，把生产队原来政治宣传所用的锣鼓家什拿出来，敲敲打打，咚咕隆咚，铿锵一番；乡里乡亲相互拜年，嘘寒问暖，热热闹闹的；或是在打麦场里点起一堆火，潮湿的麦草顿时燃起阵阵浓烟，但每个人的脸上却分明写着幸福和对新年的美好祝愿。间或就有一队打狮子的，銮铃叮当，双狮互斗，欢声笑语，掌声阵阵。谁家来了客人，早早地生火做饭，炊烟袅袅，香气四溢，村庄里便弥漫着浓浓的过年的味道。
此后的几天里，不断会有玩猴的、吹糖人的、唱布偶戏的等等，走家串户，用自己的精湛手艺换取一些黑白不一、或咸或淡的馒头或包子。初五过后，直到正月十五前后，临近的村庄里就会有一两台大戏，豫剧的、曲剧的、宛梆的各色剧种的地方戏，孩子们在戏场上下往来穿梭，不厌其烦。戏台上唱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记得花花绿绿、旌旗招展、来来往往、唱念做打，或高亢或委婉，忠臣良将、才子佳人，不一而足。戏场周围多是买口哨儿的、卖胡辣汤的，卖炸油条的、卖“花喜薹儿”的.....“花喜薹儿”或者应该叫“花喜团儿”，是用糖稀把糯米的爆米花粘合而成的一种乒乓球大小的圆球形状的小吃食品。“花”系米花，“喜”应该指糖稀，“薹”也未必是这个字，应该是“团”字的讹误发音，我总认为应该是个“蛋”儿字才对，地方方言，不好界定，听懂了就行。这种民间零食每十个用针线穿成一串，几分钱就可以买一串，总是等到小孩子们闹地不堪的时候，大人们才舍得买一串。台上台下，嘈杂一片，热闹非凡，喜庆的气氛一涌而出。
后来到了志学之年，这种过年的感觉也一去不复返了。好动的我总是会在学校不时闹出点动静，再加上学习成绩一直平平，每到过年，父亲就会在饭桌上给我上“政治课”，历数我一年来的“斑斑劣迹”，因此，那些年过得实在是寡淡和索然。再后来，升学、毕业、上班、结婚、生子......生活的压力和工作的忙碌，把残存的过年的美好感觉一一消耗殆尽，那种无拘无束除了玩就是吃的“年”味再也找不到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如今，就连老家的村庄里过年也是人员稀少、冷冷清清。这些年，“为保一方蓝天”，官方严厉禁止燃放鞭炮。尤其这两年的疫情影响，群体性的文化活动也被大幅度降温或限止，各种“年”的因素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不清了。随着经济的发展，那种浓浓的年味却逐渐稀薄了。国家现在提倡“乡村振兴”建设，我想，应该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要“振兴”一下乡村的传统文化吧。过年，真的要成为一种记忆了。
（作者：唐河县人大常委会 路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