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均本地水资源占有量仅100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0，是全国水资源最为短缺的城市之一。同时，以制造业立市的天津，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行业都是用水大户。

天津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一个“定”字，落实在制度、技术、管理方方面面，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

制度约束，促进产业调整

“疫情期间，被用于临床治疗新冠肺炎的血必净注射液，在生产环节有效地探索了节水环保。”走进位于天津武清区的红日药业生产车间，公司副总经理张春涛对企业的节水状况如数家珍。

“注射剂生产离不开水，是耗水‘大户’。”张春涛以生产血必净为例说，一天要用掉自来水400多吨，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两年的用水量，但最后灌进瓶子里的药液（注射用水）也就1.6吨，不到1%。其余超过99%的纯化水及注射用水都用于清洗药瓶、设备等。

“这个厂区一年用水配额是20万吨，探索节水环保就成了‘必修课’。”张春涛说，“我们认真分析了3个耗水量大的车间，又把整个车间大楼的水循环系统捋了一遍，水还真就‘挤’出来了。”张春涛指着纵横交错的生产车间管道说，锅炉冷凝水的回收，节水又节能，日节水30吨；血必净生产车间冷却水回收，日节水100吨；血必净纯水制备室改造，日节水100吨；综合制剂车间冷却水回收、真空泵改造，日节水35吨；冬天气温低导致车间纯水产量低，通过改造增加换热器，提高纯水系统的产水率，每天节水30吨。“不算不知道，单品生产耗水量可下降32%。”

类似的探索在天津还有很多。天津出台刚性约束制度及配套政策，深入推进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双控”，全面落实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四定”要求，确定工业产品取水定额。以红日药业所在的武清区为例，制定了准入项目负面清单，高耗水项目全部实行“一票否决”；淘汰改造124台套高耗水工艺设备；纳入用水计划监管企业达到897家，培育高耗水行业节水型企业30家，高耗水行业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到81%。

技术升级，有效节水环保

想要有效节水，技术是关键。近年来，天津在全市推广128项先进工业节水技术、工艺和装备，全市44个各类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国家级园区实施率达到100%，市级园区实施率达到77%。“作为高耗水企业，建厂之初就树立技术节水理念，引入海水淡化技术，减少自来水使用量，将节水作为企业效益的增长点。”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总裁戴立起说。

“不论生产流程设计还是技术升级改造，节水都是出发点。”中沙石化生产部副经理宋健为每天都要紧盯两个指标：用水总量和单位产能用水量。宋健为举例说，海水淡化技术的应用，将淡化海水作为工业用水，使自来水用量下降64%；污水深度处理技术使水重复利用率高达98.76%，节省了用水计划指标44%。

在节水技术上，中沙石化舍得投入。“光一个工艺凝液回收项目，就投资300多万元。”宋健为说，该项目投产后可减少外购水量9吨/小时，减少低压蒸汽消耗4.2吨/小时。在该技术项目改造检修期间，企业又把第二循环清洗水，经由旁滤引入第一循环水系统，重复利用，作为开工前清洗预膜用水，单次又节约了4万余吨水资源。

宋健为自豪地说，去年中沙石化以单位产品取水量3.15吨的先进指标，获得全国“水效领跑者”称号。今年1至8月，这个指标达到2.99吨，创历史新低，装置用水总量与扩能改造前同比减少11.3万吨，实现了装置扩能、取水量不增反减的优秀表现。

税收调节，杠杆效应显著

天津市自2017年12月1日起实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在税制设置上，利用分水源类型、分地区、分行业设置税额，对地下水、严重超采区以及高耗水行业设置较高税额，从而达到税收对水资源利用的调节目的，引导企业走节水降耗的绿色发展之路。

“对于用水企业而言，取用地下水的成本高于地表水或其他再生水，因此很多用水企业不再取用地下水，改为使用公共管网的地表水或其他水源，好处立竿见影。”天津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举例介绍，一家天津水泥制品企业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初期，一直以地下水为水源，年取用地下水3万立方米，除了缴纳水费，还要再缴纳水资源税12万元。企业自2020年7月起不再取用地下水，改为使用公共管网供水，同时补充再生水。“如果都用管网水和再生水，企业只需缴水费，再生水的水价更便宜，直接降低了企业成本，杠杆效应显著。”

2020年，天津全市征收水资源税的应税取水量共计9.83亿立方米，较2019年同期下降4.26%，其中，地下水应税取水量0.75亿立方米，较2019年同期下降37.47%。

目前，天津全市年用水总量控制在27.82亿立方米，远低于38亿立方米的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全市万元GDP用水量19.75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0.70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72，全国省级排名中均处于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