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获悉，“星援”App利用粉丝给偶像“抡博”刷流量的需求疯狂牟利，帮助1998年出生的歌坛“小鲜肉”流量艺人蔡徐坤制造1亿微博转发量，半年内吸金800余万元的案件事实成立。此案件一经公布就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这表明，法治的利剑终于落在了“流量造假”的头上。实际上，案件的调查工作从2018年11月就开始了。2019年3月8日，警方锁定犯罪窝点“星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准检方批捕后，派出警力直捣黄龙，一举将23岁的主犯蔡某某等4名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人员全部抓捕归案。

2011年，一家地方卫视播出两部宫廷剧，先后“吸睛”爆红，捧出了几朵“小花”，开启了我国影视界、娱乐圈的所谓“流量时代”。之后，“流量明星”中的一帮“小鲜肉”“小鲜花”搔首弄姿、粉墨登场，把身处改革发展阵痛中的中国影视界娱乐圈弄得乌烟瘴气。

在这个过程中，不良资本把影视和娱乐项目当成“理财产品”，又和播出平台联手，把收视率、票房、点击、转发、评论、打分、粉丝、水军、“抡博”等数量当作“流量明星”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支持度。一些“流量明星”也把“流量数据”当作自己名利双收捞取高额片酬和出场费的法宝。再加上行业规范乏力，市场监管不力，媒体批评失范，从业人员不能自律，“流量造假”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其登峰造极的假数据，就是所谓的“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第一部在播剧播放量破400亿的热门大剧”。

目睹此情此景，有良知的社会还是有纠错能力的。比如，2018年8月2日，某微博博主发布关于明星蔡徐坤新歌视频的内容，短短10余天，转发量超过1亿次、评论量超过240万次、点赞量超过106万次的造假数据，不仅引起网友的热议，共青团中央官微还发表了一篇《你见过一亿次转发的微博吗?我们研究了一下，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的评论文章。文章中提到，该条微博的转发量远超点赞量，差距高达95倍，显得很不正常。剧作家汪海林在微博里批评那个400亿的数据造假时说，要达到400亿，就得“全地球哺乳类动物，一只看一遍”。

当然，对付“流量造假”，光有舆论上的“批判的武器”还不够，还必须有“武器的批判”才能解决问题。所幸，我们终于高高举起了“武器的批判”——法治的利剑。

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流量明星”彻底失势，“流量造假”成了过街的老鼠，抨击“流量明星”的声音早就不绝于耳了。我们的影视界、娱乐圈正在清醒起来。

人们会注意到，在这起“星援”App的刑事犯罪案件中，那位高二学生陈芳(化名)称，她每天都会登录“星援”App并完成粉丝组长布置的转发任务。“转发、点赞、打榜”，做完一系列活动后，她凭借“超话社区”参加抽奖活动，获得更加接近“爱豆”的机会，每个月花费约1000元。“星援”App被查封后，微博上一片哭嚎。针对粉丝购买相关服务，通过平台、商家等自动转发评论明星微博的行为，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就曾对媒体表示，虽然这是一种粉丝自愿行为，但属于数据造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中关于实名制注册，不得以虚假身份办理入网手续，实施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法律规定，应予以禁止。

对于这种沉迷于“流量明星”的“追星病”，针对影视界、娱乐圈中“小鲜肉”“小鲜花”的存在，将近一年前，汪海林在《观天下讲坛》里曾说，这威胁着“国家审美安全”，有害于我们民族的根本和未来。由泛娱乐化滋生的追捧“小鲜肉”“小鲜花”，暴露出来人们扭曲的欲望，正在毁坏我们民族的根本。

1916年8月15日，北京《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写的发刊词《青春中华之创造》里，有一句话是：“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者，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天长日久，这种现象会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灾难。“流量时代”“流量明星”“流量造假”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