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给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安排，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明确赋予医护人员“避险权”，医护人员人身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暂停诊疗。这样既保证了患者的利益，也保证了医护人员的安全。

“避险权”，是指个人遇到危险时有采取回避的权利。紧急避险权在安全生产等领域已广泛使用，体现了权利保护和公共救济原则。《民法通则》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不过，紧急避险权的运用边界难以把握，往往要基于避险人对客观环境作出的主观判断。正是如此，诸如医生等职业，在履行正常职业时是否具有“避险权”、怎样具体运用等，无明确规定，也存在很大争议。

没有相应的权利赋予，也就堵死了相关人员避险的选择空间。在医护人员的职业风险避让上，受医护职业的服务属性和公益属性影响，紧急避险权“紧急”的前置条件设置，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自主判断权，使得避险成为一种特殊状态下的重大选择，而非基于个人对场景预判下的随机应变。这就提高了启动避险程序的门槛，让医护人员在遇到暴力威胁时，无法第一时间作出精准判断，迅速采取回避。

“避险权”之所以成为医护行业的空白，也是基于担心这一权利被滥用，延误就医效率。这一点在公益性层级更低的民营医疗机构尤为突出，医疗机构投资人对赋予和启动避险权的动能相对较弱，一些医院还为此设立了“委屈奖”。此等做法，摈弃了遇到冲突时的最优选项，为暴力升级、伤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第一时间躲避危险的发生，能让医患双方都能有一个缓冲期和冷静期，留下了最大的调和余地和回旋空间。

“避险权”赋予了医护人员主动权。在只有医患双方的诊疗空间里，只有当事人才能对当时的情况好坏和危险系数，作出精准预判和选择。在很多发达国家，医生因为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成为公众羡慕的职业，除了有排在前列的收入水平外，还有包括避险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加持。时下，通过“权利法定”的方式，明确赋予医护人员受到暴力威胁时可以暂停诊疗，能最大程度预防暴力的产生，让医护人员在远离危险后得到保护。

《草案》最大化体现了保护权利的善意，其立法效果值得期待。(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