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之后，许多地方的人们被迫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这些改变中，居家隔离和限制外出固然起到了外在强制作用，但是病毒借助人际交往传播的事实及其可见且可怕后果，恐怕是比人为施加的强制更具强制性的力量。在这种强制中，什么习俗习惯，什么传统传承，统统都被摧枯拉朽般地动摇和荡涤。一个显例，就是一些将健康者戴口罩视为怪异、以致戴口罩者甚至被歧视的地方，在新冠病毒传播的威胁之下，也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既有看法。并且，不仅改变了看法，而且还新设了强制性规范，强迫人们必须戴口罩出行。

新冠病毒大范围传播的事实，又一次将人际交往中的行为方式问题突出了出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讲，不同地方的传统习俗和行为习惯，对公共卫生环境的塑造和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疫情冲击之下，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们，都不能不检视自己及其所居社区、所属族群和所在国家的既存人际交往方式，以改变人际交往行为方式的“牺牲”，来阻断或最小化病毒的扩散和传播。

今天(4月17日)有媒体报道说，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冠病毒预测的报告。该报告显示，对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由于没有可用的药物治疗，干预措施主要集中在接触者追踪、检疫和保持社交距离上”。因此，人们可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间歇性地“保持社交距离”直至2022年。报告以数据分析说明，“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肢体接触”使中国的新冠病毒繁衍数量下降了50—60%，在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病毒有效繁衍数量估计减少了85%。当然，“长时间的社会隔离很可能会对经济、社会和教育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从行为方式的角度看，社交距离的行为规范在人际交往方式上的体现，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西方许多国家，它是以戴口罩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相对而言，这种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所需的社会成本并不大，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际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正如人们早在SARS疫情发生就指出过的那样，人们以往在公共场合的一些行为方式，比如打喷嚏不掩口鼻、吃饭张嘴出声口屑横飞、不论家庭还是社交场合聚餐很少分食、彼此交谈很少对视距离却过近等等行为习惯，都有改变的必要。

有追考西方国家分餐制形成历史的论述说，分餐制的形成，固然与食物匮乏时家庭内部的餐食计划和分配有关，但其定型并作为习惯传承，确是历史上爆发流行的瘟疫所致。若此，为此次疫情所改变的人际交往行为方式，还有必要设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