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未成年人保护成为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日前提出，应对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实施严格的从业限制制度。对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在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职业中实行终身限制。

就在5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作工作报告时提到，过去一年，检察机关起诉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2948人，同比上升24.1%。其中自然包括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针对这种局面，建立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给未成年人设置防火墙，的确很有必要。

从曝光的一些案例来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有作案手段隐蔽、密切接触人员作案比例高等特点。进行严格的从业限制，一方面是考虑到再犯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切断密切接触的条件，让未成年人远离魔爪，同时提升违法犯罪的代价，加强警示效果。

对实施性侵者，尤其受害者是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人员，在既有的法律惩戒之外，追加从业限制的惩罚，远远谈不上是歧视。

事实上《刑法》第三十七条就明确提到了“禁业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由此可见，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有据可依。而鉴于未成年人遭性侵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加，以及它造成的巨大危害后果，不少城市已经率先开始了探索。

比如上海此前专门出台的全国首个省级的文件《关于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广东省广州市方面日前也提到，今年将建立相关从业限制制度，建设“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并且目前已对全市约2.3万名教职员工进行前科筛查。

当然，很现实地讲，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从业限制制度，的确相当困难。比如从业限制该针对哪些性侵违法犯罪行为，具体的禁业规定该限定在哪些职业范围，用人单位该负有怎样的审查责任等等，都需要仔细研究权衡。

比如上海的《意见》，将从业限制的对象扩大到用人单位招募的志愿者，而职业范围包括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等等。上海的经验有参照性，但各地情况不同，很难简单地照搬复制，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要兼顾可执行性，也要拿捏好边界。如果从业限制过松，预防再犯罪的效果会降低，如果限制太严，同样有滑向歧视的风险。

另一方面，当前的流动人口数量庞大，跨区域就业现象很普遍，在地方管理条块分割，数据尚未能充分共享的前提下，搭建一套全国性的完整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库，需要耗费不小的精力。对用人单位来说，没有完整的信息库，自然不可能准确识别性侵违法犯罪人员。

这些落地层面的争议和难点，也正是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呼声已久，但在全国层面始终未能有实质性推进的重要原因。

不过考虑到未成年遭性侵案件的高发，保护力度必须继续加强。两会期间，相关的建议和呼声频频出现，这也是再次提醒，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的制度建设，理应克服种种难点，加快推进。（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