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22日），一起离婚案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热议。

“刺激”舆论的地方在于，结婚3年的夫妻诉讼离婚，妻子提出因自己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负担义务较多，要求丈夫按每月5000元标准补偿自己19万元，最后法院支持妻子一方家务劳动赔偿的诉求，不过判定的补偿额为1.5万。

作为又一起适用《民法典》新规审理的离婚家务补偿案，其示范意义不容置疑。今年元旦起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新规的颁布实施，让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被“看见”，让其背后的女性被“看见”，伴随着家务劳动价值的被承认，女性的社会价值也将被重新认识。

不过，让更多人不解甚至意难平的是，家务劳动为何如此不值钱。前有北京全职太太离婚获5万家务补偿，有网友计算过，相当于一年1万；现有浙江全职太太离婚获补偿1.5万，粗略核算的话，相当于1年5000元。如果按照每小时40元的家政服务标准，1年5000元补偿相当于家政人员工作125小时，分摊到每天的话，不足20分钟。这显然与日常生活里女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的强度没有任何可比性，也正是基于此，不少人认为判定的家务劳动补偿额虽然聊胜于无，但杯水车薪，不足以体现其真实价值，“如此不值钱”“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声音由此四起。

家务劳动的价值到底该如何计算？有人提出，可以假设将家务劳动外包，那么外包的价格可以大致反映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过，这种方法忽略了一点，家务劳动除了洗衣做饭这些体力劳动外，还有一部分属于情感劳动，比如以消费形式出现的家庭用品采购、养育子女和亲情维护等。这部分劳动根本无法外包，其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损耗也难有确切的衡量标准。而且现实中，在长期的性别分工刻板印象和规训下，女性往往不自觉地成为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长期繁重的育儿劳动和家务劳动，让女性在职场中往往被认为是“二流劳动力”，“母职惩罚”客观存在，女性由此丧失的机会成本又该如何计算？

也因此，尽管目前的司法实践强调，离婚家务补偿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后的一种救济，但在粗粝而沉重的现实面前，人们依旧倾向于认为，家务劳动的价值被低估和忽视了。这种低估和忽视，多在这种社会新闻中被拎出来讨论，被作为“奉劝”女性要在家庭和职场做好平衡的现实素材，但它绝不仅是步入婚姻的女性才需要面对和思考的。

家务劳动虽然发生在家庭内部，多被视作私人领域的自我安排，但从本质上来说，家务劳动是作为再生产劳动而存在的，更准确的说是人口资源的再生产劳动。改革开放以来，原本由公共政策承担的一部分再生产职能逐步退回到个人和家庭。对这部分劳动的轻视和规避支付，很难说与职场的性别歧视、年龄焦虑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以同样无形的方式影响到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就眼下来说，人口再生产劳动价值的低估，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人们对生育成本的估计以及生育计划的决策。

婚姻期间的家务劳动是无薪的，但作为人口资源再生产的成本，或不该仅由家庭承担。在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被进一步放大，我们也需要具有一些超越性的思考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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