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犯”事件仍在发酵。警方调查结果还没发布，阿里巴巴内部已经作出初步处理。

8月9日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对该事件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相关企业在警方调查结论发布之前雷厉风行作出如此严肃处理，与此前受害者多次寻求内部渠道投诉无果形成鲜明对比。而让企业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变量，在于受害者多次向公司寻求处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敷衍”之后，选择在企业食堂散发写着自己受害经历的传单，由此引发网络舆情。

职场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是犯罪行为，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受害者主张维权和惩治罪犯，若必须要借助网络舆情来实现，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也正反映了职场性骚扰维权难的现实困境。据一份主要针对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职场性骚扰调研报告显示，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经历过职场性骚扰，而在最近一次遭遇性骚扰后，有70%的受访者选择了沉默。

受害者之所以选择沉默，一部分是因为职场性骚扰行为大多在尺度边缘，处在模棱两可之间。而且，性骚扰和性侵犯行为大多具有高度私密性。在现行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一般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如果要寻求法律途径维权，就要承担举证责任。许多受害者因取证难而选择息事宁人。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职场广泛的权力和资源压迫。正如此次事件中的受害者，据其自曝是在出差中被领导要求在KTV陪客户喝酒，被灌醉后遭猥亵和性侵。在职场中无孔不入的“办公室政治”中，下属总是处于弱势一方，如果维权不成，就面临被排挤甚至失业的风险。因而许多受害者缺乏勇气正面“硬杠”施恶者，使得施恶者更加变本加厉。

职场性骚扰维权难，正是助长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如果有罪必罚、罚当其罪，那么就足以以儆效尤。在这方面，用人单位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公司的员工认为，该公司对待性骚扰的态度很严肃，性骚扰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关键还在于用人单位要加强对性骚扰的调查和惩处力度。

对企业来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实践已然证明，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不仅是该名女员工，阿里巴巴公司的声誉也受到巨大伤害。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希望涉事企业不要把这起事件仅当作一项危机公关，也希望更多的企业从中举一反三、汲取教训，切实完善防范和惩处职场性骚扰的制度机制，让职场环境更加风清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