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0年中国法科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发布，其中显示，2020年法科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仍未改善，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均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武汉大学法学院就业率则更为惨淡，以63.87%的就业率全校垫底。

法学院就业率全校垫底，这离人们的传统印象多少有些差距。今年7月，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邓红兵，曾为生物、化学、材料、环境等所谓的“天坑专业”正名，引来舆论热议。这些专业难度大的基础性科学，其就业之难在人们预料之中。巧合的是，此次法学院就业率垫底的正是武汉大学，似乎隐喻法学专业就业之难是“一坑更比一坑深”。

公允地说，武汉大学法学院专业底蕴深厚、名师辈出，其环境法、国际法等专业在国内都名列前茅，包括前述吉林大学、西南政法等院校，也都是“五院四系”的法科名校，其在人才培养上自有其标准。但是，即便这些法科名校培养的“律政俏佳人”，依然在就业市场横向比较中不占优势，其他普通院校的法科生恐怕更难求职。也难怪有人戏称“劝人学法，千刀万剐”。

这种情况长期存续是不正常的，对国家而言是教育资源的错配，对个人而言更是毕业即失业的辛酸。法学院就业率总体偏低，是否可以得出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上存在错配，这值得教育部门进一步评估。

一方面，必须正视在人才培养上的结构性矛盾。法科毕业生每年的社会需求量大体可以预估，如法院员额制限制，检察院也有编制，律师行业也大体有量可估，公务员队伍数量等都可查可估。我们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是否充分考虑了这种社会需求及其变化，而不是在模糊化的大方向下盲目发展，这值得进一步深思。

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也应清醒认识当下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抓紧在校时间充分提高自己，增强自身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当下，法律人才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不只是法律领域，几乎所有涉法领域都可用到法律专业学生，这需要法律专业的学生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和专业认知。

这种反思当然不限于法学专业。专业设置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如果把毕业生比作人才市场上的产品，那么高校就是生产产品的工厂，产品滞销则必须调整生产线，转而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所不同的是，产品滞销可以退换，人才培养错过了关键期则很难“回炉”，这关乎每一名学生的生存发展和自我实现，理应更加慎重和周全。类似“一拥而上”的热门专业建设，如果缺乏理性科学的发展规划，最后必定是“一哄而散”，最终变成“一地鸡毛”。

从就业率反观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兴利除弊，改革创新，正是就业率统计的价值所在。教育、人才和就业一环扣一环，要实现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遵循内在发展规律，不能违背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