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文献的宝库,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过对于樊锦诗先生来讲,这里对她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由《生活》杂志携手敦煌研究院、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联合举办的“丝绸之路 古道新生——敦煌影像艺术展”开幕式暨《敦煌:众人受到召唤》新书发布会隆重举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亲临现场,并做主题演讲。
樊院长在敦煌守望了数十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作为《生活》杂志的老前辈与老朋友,她与读者们分享了自己在敦煌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时,常书鸿先生担任所长。常先生是留学法国的著名画家,当时在法国已颇有影响,多次荣获巴黎“春季沙龙”金、银奖。回国以后,他在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任教,后来却毅然前往敦煌,创办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他的召唤下,一批年轻的艺术学者纷纷到来。常先生刚去敦煌的时候,那里一片破败,完全是废墟,常先生他们让莫高窟重新焕发出艺术的光芒。1962年,《人民文学》连续两期刊登了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就是描写常先生的。
1962年,我到敦煌实习。虽然我学的是考古学,但是我喜欢艺术,对敦煌也很好奇,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在莫高窟,就像徐冰先生所说的(徐冰是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生活月刊》艺术总监,他为本次敦煌展览和新书发布特别录制了视频祝贺,并讲述了他对敦煌的记忆),看一个,好!再看一个,还好!我们接连看了好几天,好像进入一座艺术的宫殿,一个神话世界。
不过,莫高窟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房子是泥做的。我刚去实习时住的房子,天花板上会时不时掉下一只老鼠,真是吓坏了。
莫高窟之外只有戈壁沙漠,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那时的敦煌特别闭塞,看报纸只能看一个星期以前的。一旦刮大风,风沙弥漫。
完成了实习任务,其实我没有想过再回敦煌。但是,常先生他们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常先生他们当年就像在一个孤岛上,周围是戈壁、沙漠,消息闭塞,没电,没水。1981年,研究所才通电。可是,在我到敦煌的时候,这些前辈们居然已经待了20年。当然,他们是艺术家,对敦煌艺术很着迷,一直在临摹。怎么临摹的?洞里没有光,洞口搁一面镜子,或者搁一张白纸,对着太阳,把阳光折射到洞里。他们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临摹的。他们的经历,让我很受震动,心里暗暗敬佩。
我毕业来到敦煌,生病了。父亲给学校写信,说这个孩子从小身体不好,到敦煌又病了。我想,我已经跟学校保证服从分配,父亲再写一封信,我岂不是成了两面派?我就把这封信撕掉了。因为是我自己愿意去敦煌,所以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你自己选的,你就好好做。”
现在年轻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像我们那时那样由国家分配工作。其实当年那些老先生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在大城市生活,但他们依然回到了敦煌。现在敦煌的条件好多了,基本上能住上大城市那样的房子,有网络了,北京阅兵我们也能看到,但是敦煌毕竟还很偏远,很多方面比较封闭。年轻人找对象还是很难,有的还在两地分居,现在依然要做出很大的付出。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说,我得过很多奖,比如《生活》杂志给我颁发“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时,我说:“我是代表敦煌研究院的几代人来领这个奖”,这是我的真心话。前辈们吃了那么多苦,我们碰上了好时候,奖都给了我们。每到这时候,心里很不好受。确实,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前辈,没有他们就没有莫高窟的现在,没有他们的培养也没有我樊锦诗。
敦煌文化悠长深远,丝绸之路是东方的全球化的开始,其中蕴含的种种文化与美学因素,需要我们去认真学习、探索。我们也应像“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的获得者樊锦诗一样,通过努力弘扬敦煌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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