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戴天宇
西方主流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 的盛行及其对话语权的把控，束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形成了可怕的思维定式，一说到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似乎就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真正的剑术高手，“不滞於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现代资本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依据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过去的价格 (谁出钱多配置给谁)、当期收益(谁现在赚钱多配置给谁) 转向了未来预期收益 (谁未来赚钱多配置给谁，如 VC 投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主要对象也逐步转向“预期”——社会意义上的未来预期收益。 信心比黄金更贵重，一切有利于稳定和提升预期的措施，都可以作为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譬如，GDP 增长目标设定本身就能作为一种政策手段，经济萧条时适当拔高一点，经济过热时适当压低一点，以平滑商业活动的预期；再譬如舆论宣传，既是国家的一种战争手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预期调控手段；又譬如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降低 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交易成本，同样能提振企业的未来预期收益。
事实上，当宏观经济系统运行不畅，“病”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起的作用，更像是一种外部的“喂食”或“输血”，指望宏观经济系统本身的自愈能力“恢复健康”，虽然也有效果，但显然不是 “治本”“治根”的办法，对于那些内在的病症如经络不通、血脉不畅、炎症、肿瘤、内分泌紊乱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力不从心的。深入到宏观经济体系内部，从内在机制层面展开特异性预防和治疗， 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对因治疗、定向手术的，是宏观经济机制设计。
所谓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是针对宏观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中出现的问题，重新进行科学的、精巧的微调或者设计，包括调整相应的利益关系、运行逻辑和控制参量，从而借助相关方的利益追求、利益博弈和系统运行来化解问题，自动自发达成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是机制设计理论在宏观经济中的运用，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监管”，而是寻求“如何不管”，即要从事后的 查办惩处、事中的分权制衡走向事前的精巧设计，从源头上消解问题产生的主客观条件，进而达到“治未病”“弭乱于无形”的政策效果。
宏观经济机制设计有一整套的调研、诊断、利益结构设计、利益函数构造、参数计算、系统仿真和检验程序。以“提振生育率”这一 热点问题为例，只要以百姓心为心，我们就不难发现：将问题归咎于养育成本过高是表面化、片面化的认知，改革开放之初那么低的收入水平、那么难的生活状况都没压住生育率，因为在那时候，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孩子多了成功几率大。现在的问题是，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堰塞，正直的人往往缺少机会，“打工人”翻身的可能越来越小，不愿意再生养下一代成为新的辛苦“打工人”，因此，主要是未来预期而非当前的养育成本压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日本、韩国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跨越阶层的机会才是王道。
退而求其次，就目前而言，如果采用纯经济激励手段，也不应是生育补贴、生育奖励这样滥撒胡椒面的方式，而是要定向激励，精准施策，即要鼓励那些收入较高、能够承担较高养育成本的家庭多生，而不是鼓励那些尚无经济能力的家庭多生。
根据以上两点及函数计算，我们的建议是：为提振生育率，目前可先考虑采用个人所得税税率降档的方式，即每多生一个孩子，个人所得税税率直接降一档到两档。譬如月薪10万，原个人所得税税率 45%，生第一个孩子，税率降为 35%，生第二孩孩子，税率降为 25%， 以此类推，减税所得大体覆盖养育成本，让家庭为自己同时也为国家养育孩子。之所以不采用先征后退税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宏观经济机制设计崇尚“简单=美”，最少环节，最少动作，简简单单解决问题。
考虑到孩子养育周期，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应当保证“五十年不变”，以便让当事家庭基于长期、稳定、可靠的预期做出生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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