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有媒体报道说，王振华涉嫌猥亵幼女案在6月17日经过长达16个小时庭审后，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当庭作出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判处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此一判决结果，引来各方关注。

梳理舆论，其中认为“判得轻”的观点非常主流。在此案中，上市公司、富豪、幼女、拒不认罪、态度恶劣、毫无悔意、坚不道歉、没有赔偿等字眼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让人们情感难平、义愤难抒。这样的反应，正是社会情理的表现方式之一。作为情理的表达，其所反映的社会普遍认知并不能简单地分出对与错，但却可以让人们从认知层面一窥社会情理对法律判决的评价，并由此看出情理与法理在此案上的落差。

实际上，正如判决所示，就量刑而言，此案被告所得刑罚已是猥亵幼女罪的顶格处罚。以此案的社会关注度所形成的舆论氛围看，公诉方以“猥亵”而非“强奸”罪名起诉此案被告，应该是在其所掌握证据基础上的审慎决定。因此，此案被告被以“猥亵”罪的顶格刑期处罚，无疑是公诉方对证据链的法理说明以及其所采取的公诉策略的成功。

如果单从庭审结果看，公诉方成功所对应的是辩护方的不成功。但是，具体到这个案件上，此谓不成功，却难言失败。从辩护律师庭审后发表的说明看，辩护律师为此案所作的无罪辩护策略，不仅不能说失败，反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这些辩护意见，虽然没能为被告脱罪，然而却将被告罪名“锁死”在即使顶格处罚、刑期也不长的“猥亵”上，从“供述稳定”“作案时间”“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取向”以及“鉴定资格”等辩护方向上，防止罪名转向处罚更甚的罪名，达到了“取其上、得其中”的结果，由此在一审中为被告争取到了最大利益，并可在二审中为被告争取进一步的利益。

当然，也正是被告辩护律师的这一辩护方向、策略及其结果，引来了众多非议，其中更引发了有关律师伦理的讨论，即在此案中，律师应该为这种戕害幼女的被告辩护吗？应该为被告作无罪辩护吗？在法理和法律规定上，这些问题的答案明确清晰，并不游移含混。但是，也正是这种明确清晰，却也很难通过情理的审视和评价。法理与情理在此案上的龃龉，实乃法律诞生之后一直存有的正常现象。

就是非判断而言，法理抽象自情理。由此，法理实则是更稳定的情理。一时滔滔的情理中，尤为需要坚守昭昭法理。不是么，聂树斌、呼格吉勒图强奸案，哪一起不是在情理的满足中铸成了冤案错案；哪一起冤案错案，不是在律师形同虚设的庭审中成就的？情理要能判案，法学院就该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