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武汉，轻风阵阵、树木葱茏。在武汉江岸区胜利街与黎黄陂路的交叉路口，一座红墙赤瓦的三层居民楼（胜利街165、167号），外观颇具欧式古典风韵和历史沧桑感。

谁能想到，这幢小楼，曾在大革命时期留下了特殊的历史印记。

“那是一段血雨腥风、艰难抉择的岁月。”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副馆长周静介绍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武汉虽暂时处于安全状态，但是高歌猛进的革命洪流中也潜伏着失败的可能，革命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面临着工作任务异常繁重、斗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革命重心从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从1926年9月开始，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即开始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来汉工作。1927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抵达武汉，居住于汉口原俄国租界四民街61、62号（今胜利街165、167号），中共中央最后一个机关中共中央秘书厅也迁往武汉。至此，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到武汉，武汉由此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被誉为“赤都”。

胜利街的这幢小楼也成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公开的办公地点。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都在这里拟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数十位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此居住或从事革命活动。以此为中心，方圆1公里内，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工委、中央妇委、中央军委等部门。

现在看到，这幢砖木结构的小楼，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40余平方米，由一栋坐西向东的3层红砖瓦房及其副楼构成，外墙上镶有一块铭刻“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白色石牌。小楼一楼有两个左右对称的独立门廊，二三层楼四对两米多高的阳台百叶窗尤其引人注目。

房屋的原所有者是有“中国矿藏之父”之称的中国冶金学家王宠佑。“房子地处原俄租界区，毗邻当时的唐生智公馆，而唐生智时为国民党左派，支持国共合作，选择这里有便于保障中央领导机关安全的考虑。因此，中共中央机关租下这里，最初这个办公地址是对外公开的，七一五之前，随着革命形势日渐严峻，中央机关陆续撤离此处。”周静说。

走进旧址大门，沿着狭窄的木质楼梯蜿蜒而上，经过复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室、接待室等展现在眼前，空间不大却饱含着历史的沉淀和沧桑。常委会会议室在二楼，几张桌子拼成的长桌上放着旧式热水瓶，旁边一张桌子上摆放着老式打字机、笔墨、纸张等。1926年至1927年，这间看似普通的会议室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革命的中心。特别是1927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这里异常繁忙，经常是白天人来人往，晚上灯火通明。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召开了40多次会议，包括筹备中共五大。他们在这里分析革命形势，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研究决定各省的省委书记和一些重大的人事事项。当时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参与筹建这座纪念馆的党史、文博专家，武汉革命博物馆原馆长赵晓琳说。

为了还原历史，旧址内陈设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如桌椅、箱子、文房四宝、电扇、油印机等等基本上都是民国年间的老物件。每个房间根据不同功能和人物特点，展出的物品都具有个性化，做到有物可看，用物讲述当年的故事。

在这里，观众还可以看到1927年出版的《晨报》《图画时报》《汉口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向导》等当年报刊和1926年版武汉老地图等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作为我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见证，记载了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程，也留下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身影。“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给各省发指示或者文件的时候，落款都使用代号进行掩护。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此地时对党内的秘密代号是‘61号’。一说到‘61号’，党内同志都知道是这个地方，是党中央所在地。”赵晓琳说。

这座全国目前唯一以“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命名的纪念馆，从2016年9月30日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年均接待参观者20万人次左右。

新华社记者廖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