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蜀山区西园街道邮电新村有40位老人立下遗嘱，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从2002年3月到现在，一共有4位老人去世后实现了自己捐献的心愿。

之所以把2002年看成是一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一位叫吴朗的老人，率先实现了捐献。吴朗是安徽省最早捐献遗体的人之一，他的做法影响到不少朋友。邮电新村的老人们在一起聚会聊天，死亡是最常见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吴朗的了不起，也开始向他学习。

这样谈论议题捐献，似乎显得过于平静。实际上，每一起捐献都是了不起的，都要面对子女和周围人的不理解；而填写申请表的过程，就是一场关于死亡和伦理的大讨论。一个社区能够有40多人立下这样的遗嘱，背后就是小范围人们观念的巨变。

遗体捐献的进步性，不用过多解释。一个人去世后，并非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死亡”，有些器官可以继续帮助活着的人。以眼角膜为例，中国的缺口很大，很多患有眼疾的人需要眼角膜移植，如果能有更多捐献，整个社会都会受益。

随着老年社会的到来，遗体捐献对医学科研的价值，也进一步凸显出来。为了让人们“活得更好”，社会可能需要从“死亡”中获得更多，比如多种老年病的研究。但是，捐献遗体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人有“身体受之于父母”的观念，老年人会对死亡有自己的安排，讲究“入土为安”，在火葬推广之后，人们也会讲究骨灰的完整性。这种观念，也影响到活着的子女，让老年人死得有尊严，一直都被视为“孝心”的重要内涵。

在这40多位“时髦老人”背后，是一个群体观念的进步。人们认识到，真正尊重老人的意愿，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心愿，造福更多活着的人们，这不仅是回报社会的“善举”，本身也是有尊严的行为。

相比于遗体捐献给社会带来的“福利”，签署捐献申请给这些老人带来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对他们来说，作出这样的决定，通畅也意味着对自己整个人生进行一次“反思之旅”，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死就在眼前，而自己在死后还能为社会做贡献。这是对死亡的新看法，死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本身的延伸，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仍然会活着。

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新鲜的，能够影响到捐献者的生活质量。就媒体报道的案例来看，那些签署捐赠协议的老人，往往有着更通达的人生态度。这很好理解，他们会开家庭会议，和子女讨论“后事”，就遗体捐献征得他们的同意。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因为能够认识到彼此在对方心中的价值。

季路向孔子请教关于死亡的问题，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事搞不明白，又怎么理解死亡呢”，这个看法影响深远。但是，在这40多位老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新潮流：懂得了“更好的死亡”，反过来也能更好地活着。

20年前，遗体捐献在中国还很罕见，媒体会当成大新闻来报道，会去采访捐献给老人子女带来的冲击。而在今天，这样“透彻”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多。随着新观念的普及，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相信有申请捐献意愿的老人会越来越多。（张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