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政治撕裂是美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失败的根本原因。美国党派恶斗加剧，政党利益尤其是竞选利益公然凌驾于国家利益与各项公共利益之上，包括民众生命健康权在内的基本人权黯然失色。试想，若美国两党能稍许收敛恶斗，管控政治分歧，合作应对疫情，抑或疫情没有发生在大选年份，美国疫情或许不至于失控至此。然而，教训应当反思，历史却无法假设。

政治撕裂导致美国无法将国家能力顺畅投送到疫情防控中。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20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成功应对疫情的三要素是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医学科技与医疗资源领域的翘楚，显然其疫情失控的主要因素不是缺乏国家能力。福山认为，美国虽在国家能力方面拥有巨大潜能，但当前高度极化的社会与无能的政客使国家不能有效运转。

其实，特朗普2016年的异军突起与“意外”胜选，正是美国政治撕裂的产物。特朗普执政又利用并加剧了政治撕裂。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批评称，特朗普是他见过的第一位不愿意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甚至连假装团结都不肯”。然而，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恰恰在于团结，在于齐心协力。全社会任何一个环节存在短板、漏洞，或者心态松懈、轻慢，都会使国家能力在投送到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发生堵塞、损耗或失准。

如果说领导力是这场国家能力大动员的引擎，社会信任则是运转有序的传动轴承。由于政治撕裂，美国的疫情防控始终只是部分群体的战斗，某些群体甚至对疫情蔓延的基本事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根据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0年的报告，87%的民主党受访者认为疫情是对美国的严峻挑战，而共和党受访者中只有48%认为如是。面对危机，美国这台原本不缺燃料的国家机器只能局部运作，转转停停，中国有力遏制本土疫情为全球争取的宝贵时机被浪费了，美国疾控专家福奇博士等人的建议与警告被忽视了，数千万美国民众的生命健康被践踏了。

政治撕裂导致美国政治正常运作机制受阻，自我调节机制失灵。由于党派恶斗加剧，美国政治中横向与纵向的分权皆出现效能衰退。国会议员辩论应对疫情法案时各挟私货，立法与行政部门相互掣肘。联邦与州政府协作乏力，州政府各自为战，民主党执政州与特朗普政府“互呛”屡见报端。司法体系本应在乱局中发挥“稳定器”功能，却也成了党争工具。疫情暴发后，共和党在多个民主党执政州通过诉讼挑战州政府的防疫政策。即使被包装为“保障自由”“平衡经济利益”，诉讼的真实目的仍是昭然若揭，不外乎增加公众曝光、攫取竞选利益、阻挠对立党派政治议程。

2020年3月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麦克·凯利感染新冠病毒，一个多月后宣布康复，自称“过程很艰难”，“10天左右瘦了30磅”。照常理说，这位七旬老人不幸感染、终获康复的经历该让他对普通民众生命健康面临疫情威胁感同身受，然而遗憾的是，这番经历非但未促使凯利议员为防疫奔走，反倒给了他在家乡领衔诉讼挑战民主党州长防疫政策、要求重新开放宾州的“底气”。

国会议员将民众的信任与托付耗费于党争，病毒却不会放缓蔓延。共和党设法阻挠民主党执政州的防疫政策并不能反证民主党在防控疫情方面更加理智。民主党不断抨击特朗普政府没有防控疫情的计划，但自己未必能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非裔青年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压致死后，美国多个城市出现游行示威甚至骚乱，民主党借机打“族裔牌”攻击共和党，推波助澜，同样不利于疫情防控。两党应对疫情的时间表被竞选时间表所覆盖。

政治撕裂导致美国政客恣意操纵舆论，混淆民众认知。政治撕裂与社会极化互为因果，相互塑造。在竞选逻辑的支配下，政党若认定胜选关键是稳住忠实追随群体而非团结多数人，用理性的舆论去争取民意就成了费力不讨好的选项。特朗普执政4年，综合民调满意度从未由负转正，但这似乎对他并不构成困扰。让选民更趋极端，只说他们想听的观点，显得“性价比”更高。故疫情期间，耸人听闻、夺人眼球的惊人言论大行其道。从疫情之初声称“某一天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到疫情扩大阶段建议“注射消毒水杀死病毒”，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竟出自世界头号强国的特朗普总统之口。

在社会极化的背景下，网络自媒体进一步助推舆论观点分裂，使民众更难获得客观、权威的防疫信息。2020年10月2日，特朗普发推特称自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经过短暂住院治疗后即宣布康复。一位忠实的共和党拥趸、执业于宾州州府的律师马克·斯卡林吉立即在推特上声称，特朗普的迅速康复说明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疫情就像是“轻微的流感”，并从“政治科学和生命科学上表明美国应当全面解封”。当12月9日民主党州长沃尔夫感染新冠肺炎时，斯卡林吉则趁机嘲讽，声称这恰恰说明州政府的一切防疫限制令都毫无意义，都是“骗局”。政治撕裂犹如横贯美国社会的分水岭，使两侧的民众都看不清真相。

政治撕裂导致美国政府在疫情中不断“污名化”“甩锅”中国。对外政策始于国内。正是由于美国两党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互相攻伐、拆台，在众多国内政治议程上难以合作，执政者才迫切需要塑造“外部共敌”来转移国内矛盾，纾解焦躁不安，维系日益分裂的利益集团。

从特朗普时期炒作“中国病毒”“疫情追责索赔”，到拜登时期渲染“实验室泄漏论”、进行所谓病毒溯源，背后逻辑都是老一套。美国一些人无论是在国内面对公众讲话，还是在国际上与盟友伙伴会谈，似乎不提及中国就办不成事。与其说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方针，不如说拜登继受了一个不得不靠对华强硬来推动国内政治议程的总体形势。并不是特朗普执政末期通过一系列极端举措铆定了美国未来对华政策，而是两党都深陷政治撕裂的泥潭不能自拔。美国通过嫁祸中国来推卸疫情失控的责任是掩耳盗铃，不清除政治病毒，换了总统、换了执政党，也挡不住疫情反复。美国把中国塑造成为外部威胁来整合国内利益是扬汤止沸，美国政治中不缺亟待解决的国内问题，短视地以“中国议题”催动政治议程，反而会阻碍正视社会问题的症结。借对华战略竞争来巩固美国霸权是饮鸩止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部分政客沉迷于“冷战胜利的荣光”而停止。

截至目前，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近70万，超过美国南北战争死亡人数。冰冷的数字发人深思，政治撕裂是美国防控疫情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曾是引发美国内战的根本原因。美国民众之所以敬仰林肯总统，是因为他在国家混乱局面中清醒意识到政治撕裂是最严峻的威胁，并设法弥合裂痕，维护了联邦完整。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共敌，美国疫情失控不仅给本国民众带来惨痛创伤，也给全球抗疫造成混乱。美国执政者何时能从疫情带来的教训中看清国内政治撕裂？这才是眼前最严峻的威胁。

（作者：陈长宁，系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