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父亲实事求是作风 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纪念老会长杨静仁逝世二十周年

作者：杨华山

来源：祖国杂志

导 言

我的父亲杨静仁，回族，1918年生于甘肃兰州。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回民骑兵团政委，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国家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

父亲于2001年10月19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中央在父亲逝世告别仪式的悼词中评价：

“杨静仁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对此评价，我深以为是。借助父亲的威望以及组织上的培养和信任，继父亲后我有幸担任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第五届会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本愚陋，才疏学浅，担此重任，实为不逮。惶恐之余，念及父亲深恩厚泽，思念万千，不吐不快。今特专写此文以颂父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以为他逝世二十周年纪念。限于条件，本文只涉及父亲这方面工作的凤毛麟角，加之本人政治素质低，错误难免，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青年杨静仁

一

回族有影响的革命青年

父亲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宗教职业者家庭，从感情上与劳动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面对黑暗的旧社会，父亲决心要做一个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者，正当马克思主义在父亲的头脑中萌芽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父亲像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奋勇投身抗日洪流并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斗争中，父亲接触到敢共产党组织，并在党的教育下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父亲就组织参加了兰州第一次抗日群众游行。1937年10月左右，父亲和其他回族进步青年联系商议组织回族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的领导下，父亲利用“伊斯兰学会”这个社团组织联系回族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工作出色，1937年秋甘工委吸收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国民党当局对甘工委进行了一次大的破坏活动，逮捕了工委主要领导，伊斯兰学会也被勒令解散，有数人被捕。环境已万分险恶，甘工委指示父亲尽快离开兰州奔赴延安。父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围堵，1941年3月胜利到达了他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中央组织部对父亲的到来，给予了重视和关怀，介绍他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还让他担任了第一班党支部书记。在学习的三个月中，父亲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特别是民族理论政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1941 年任回民骑兵团政委时的杨静仁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聚居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海原、固原县的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历史上有名的“海固农民暴动”。起义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终归于失败。起义失败后，这支回族武装只剩下230人，在团长马思义的带领下，投奔陕甘宁边区，走上革命道路。党中央对这支起义队伍的到来十分重视，派父亲去做政治工作，将这支回族起义军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部队。1941年7月，父亲陪同马思义等起义军官去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对少数民族尊重关怀的诚恳态度和他关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斗争的道理，给父亲留下了终身不忘的深刻印象。

1943年5月，在延安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中，父亲补调往保安处接受审查。一直到1945年7月，组织上做了正式结论，明确父亲没有任何问题。在接受审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表现出高度的党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始终相信组织一定能将问题调查清楚，积极地参加生产，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45年7月父亲重新工作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历任陇东外情组副组长、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机关游击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夏在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发动对延安的进攻时，父亲带领西北局机关游击队与敌周旋转战陕北。期间，曾努力学习民族问题理论知识，学习政策研究工作，并多次到陇东、伊盟、三边帮助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一批关于西北地区民族关系特点的调研材料，成为党和西北局“解放大西北”决策民族问题的重要参考。

1950年任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的杨静仁（中）陪同毛泽东主席（右二）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右一）会见西藏和平谈判代表

二

宁夏的“好书记”

1961年2月，父亲离开北京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父亲主政宁夏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成绩斐然，贡献良多，简述如下：

父亲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工作，正是受命于困难之时，受“大跃进”等浮夸风给宁夏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倒退之后，又遇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实行低标准、瓜果代，农村口粮只有15斤，城市居民定量24斤。不少人浮肿，牲畜乏瘦死亡，有些地方饿死了人。

宁夏河套地区尽享黄河灌溉之利，粮草丰盈，素有“塞上江南”美称，一向是粮食调出地区。此时是否还可以向外调出粮食，自治区领导有不同意见。父亲不粉饰太平，坚持实事求是，果敢地提出，不能再调出粮食，而且还要向中央借点粮食。1962年夏，他向中央提出借粮请求后经毛主席同意，从中央调来3000万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父亲带领自治区党委一班人，坚定的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落实政策，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宁夏较快地渡过了困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宁夏的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8.33亿公斤，比1960年增长了78.3%，从调入粮食的地区变为调出粮食的地区。

父亲还根据宁夏的特点，除了制定发展牧区、半农半牧地区的生产方针外，还主持制定了大牲畜包养到户和在汉区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大大调动了饲养户的积极性，促进了宁夏畜牧业的发展。1962年起各类牲畜迅速回升，到1965年底，大牲畜、生猪、羊只存栏数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较经同期全国其他省市，宁夏市场肉、蛋等供过于求，甚至一度动员群众购买“爱国肉”。

父亲充分利用宁夏煤炭蕴量大，质量好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宁夏煤炭工业，。1965年全区煤炭工业总产值达达7864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5%。大量优质的太西煤东供包钢，西援酒钢，并且有部分出口。电力工业发展更快，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8%。在全国电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宁夏拥有充裕的电力。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沿海和内地迁来一批工厂，加速了宁夏的发展。全区工业总产值逐年急步上升，1965年达到17853万元。

1963年杨静仁吕琳与吴生秀 王彬 何莲芝 董必武 在青铜峡水库

父亲在主政宁夏工作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怕扣上“翻案风”的帽子，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对1960年的“双反”运动也本着既要纠正错误，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释放了一大批错捕错判的人。对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扩大化，也作了一些纠正和调整。从而使全区政治形势呈现好转和稳定，干部和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

1962年夏“左风”抬头，中央决定批判中央统战部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领导宁夏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采取“神仙会”方式，贯彻“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原则，同时，根据中央指示，陆续摘掉了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对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重申了“五不变”（即安排、高薪、定息、学衔、改造不变）政策，这些工作对稳定局势、克服困难，缓解过去一些政治运动造成的党与各界非党人士关系紧张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父亲对民族宗教问题，即明确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宗教的界线，又坚持慎重的方针，采取稳当的政策。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宁夏在宗教和民族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和波动。就是在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尖锐的“西海固”地区形势也相当稳定。

父亲主政宁夏时期，正是由于坚决贯彻中央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963年以后，宁夏的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新的发展，各条战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如196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题为《求实》的社论指出的那样“宁夏同志们在生产高潮中处理问题时，具体分析矛盾，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表现了求实精神，对人很有启发。”可以说，这一时期是1957年以后到“文革”开始以前宁夏自治区政治经济最好的时期。

父亲坚持实事求是是工作作风，在宁夏搞调查研究，律已极严，生活上艰苦朴素，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为获第一手材料，他身为自治区党政一把手，经常不给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下乡调查蹲点，没有警卫和其他干部陪同，亲自找人询问，准备提纲作记录。在农村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睡土炕，喝稀糊，一同挖渠锄地，几次患了浮肿。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说调查研究之事还是亲力亲为好，毛主席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

父亲在宁夏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即使在“十年动乱”中遭受残酷的打击迫害也毫不动摇，信念不改。

1966年8月，“文革”在宁夏迅猛开展，社会掀起号称“红海洋”的假、大、空的造神运动。红卫兵用红漆到处喷涂画像和语录以显示对领袖的崇拜，父亲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非常反感，在对他的专车进行喷涂时，他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样搞影响驾驶，根本没有必要！此时他因宁夏头号“当权派”已在运动的风口浪尖，处境危于累卵。好心的同志劝他，车是国家的，喷什么无所谓，何况别的车都喷了，你何必引火烧身。果然此事不久被揭发出来，成了他反×××思想的罪证，为此每次批斗大会都被斗的死去活来。最终父亲也没有低头认罪，坚持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1966年秋，父亲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党中央的两位负责同志。在小组会上父亲的秘书写了一封信，揭发其中一位负责同志来宁夏视察工作时的“错误言论”，并让我父亲附议后转交会议主持人，父亲对此公开声明：此信是我秘书写的，让我代转，但信中披露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会议的小组会都有“四人帮”爪牙参加，他的这种态度预示着他在文革中不会有好果子吃。有个与会的领导同志为此对他进行了警告，他坦然地回答，凡事要实事求是，不可捕风捉影，瞎编乱造。

1976年10月，“四人帮”灭亡了，许多受迫害和冤屈的老同志获得了“解放”。但在恢复我父亲组织生活的结论中仍写有“在‘文革’中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状。父亲对此论坚决不同意，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许多好心的同志纷纷做工作说：这些都是必须写的“套话”，人人都这样才能过关，不影响前途和使用。父亲反驳说，没有的问题，不能强加生造，难道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这儿不管用！如不同意此“罪状”就不“解放”我，那就算了。结果恢复父亲组织活动的事就被拖延下来。

“文革”伊始，我父亲还未被波及，有些下级部门的领导人首先受到了冲击，为了把这些人彻底打倒，造反组织要求我父亲公开表态，共同揭批这些人的所谓罪行。父亲不同意，坚定地说，我是宁夏的第一书记，如果他们犯了错误，那是执行了我的指示，我要负全责。后来，父亲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有些好心人劝告父亲，此时应和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公开站出来揭发和批判西北局乃至中央某些领导人的“罪行”，以争取造反派的谅解和支持，摆脱困境。父亲坚决反对此论，严肃的回答说：我和上级领导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毛主席制定的全党组织工作原则，有什么可揭发批判的！

在整整十年的浩劫中，不论是在造反派的批斗大会，还是在专案组的审讯室里，父亲对存在的问题都坚持自己是宁夏的第一书记，要负全部责任，对下决不甩锅推责，对上也不胡攀乱咬，以牺牲原则力求自保。

父亲在宁夏无论是在主持工作时期，还是在“文革”受到打击迫害之时都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种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在宁夏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和口碑，至今还被人们传颂，被誉为“我们的胖老杨”、“宁夏的好书记”！

杨静仁（前排右二）出席统战工作座谈会

三

民族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父亲是回族，青年时期就利用自己的民族成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族工作。

在全国即将全面解放的日子里，父亲在党的民族工作中已崭露头角，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得上级领导的首肯。1949年3月，父亲被中央从西北局调到北平，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干事。从此，父亲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统一战线和民族问题理论家李维汉同志的带领下，为开创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成长为党和国家在统战民族工作的重要和杰出的领导干部。

1949年9月21日，父亲作为国内少数民族单位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父亲与各民族代表一起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父亲后来多次指出，《共同纲领》体现了各民族的共同意志。

1951年3月4日，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一年来的民族工作》的文章，文章在多次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来的民族工作，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措施，这此意见和措施对调解民族纠纷，搞好民族关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篇文章体现了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一切从实际出发掌握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就和具体成果。

1951年至1952年，父亲在李维汉的领导和主持下，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这两个重要文件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把《共同纲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定的法律依据，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为推动民族工作向前发展，中央统战部在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父亲承担了起草任务，他连续工作了七天七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丝不苟地写出了初稿，自己却晕倒在厕所内。这个报告于1954年10月经中央批发，成为在20世纪50年代指导民族工作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1954年初，父亲到西康藏区和凉山彝区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的报告》，经李维汉报送中央。报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着重分析研究西康藏区社会性质和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历史沿革情况，是我党进行民族工作以来，第一次对藏区社会作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有分析有例证，对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成立，解决藏区的民族宗教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西藏和其他处在落后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民主改革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政策和理论依据。

1954年11月1日，因工作表现出色，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父亲为中央民委副主任。

1957年8月，在我国青岛举行了民族工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作了《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著名讲话，根据《讲话》父亲为时任中央民委主任的乌兰夫起草了会议总结发言。《发言》讲了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民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这个大家庭内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民族关系等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问题。让我国各民族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当时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和步骤，让处在落后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民族一样实行民主改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社会主义民族。

父亲和其他党的民族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勇于探索，积极工作，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使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通过民主改革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共享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父亲为会议起草的总结《发言》，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经典文献，这个经典文献成为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族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行动纲领。

1958年，父亲在兰州调查了关于宗教压迫的有关问题，并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父亲作为一个回族干部敢于提出宗教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反映出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是真正维护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这个发言对党在此后的宗教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60年冬，父亲受中央委派协助西藏工委进行工作。当时西藏工作有在“左”的偏差，在各种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求成让西藏立刻“合作化”，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父亲进藏后，不顾严重的高原反应，走村串户，通过严谨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工作，向中央写了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指出：西藏实现合作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今后几年的工作任务是集中力量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努力发展生产。个体经营有必要让它发展一个时期，教育群众做好上层工作，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可靠和坚实的基础。父亲的报告体现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论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报告，说是马克思主义文件。这个文件对西藏平叛后稳定发展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起了重要作用。

1978年3月，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父亲从宁夏回到久违的工作岗位并被任命为国家民委主任。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0年他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父亲就成为新时期全面主持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负责人，虽然父亲在“十年浩劫”中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实事求是精神不倒，为把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

首先是重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做出重大成就的中央民委，在文革中遭受劫难，机构被取消，人员被遣散。面对这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中央党校的学习任务还未结束，父亲就一边学习，一边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在办公室和住宿都无着落的情况下，他克服种种困难，根据民族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调查研究，找经费，跑编制，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及时完成了这项光荣组建任务。1978年5月父亲亲自起草了《关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任务和机构设置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后下发。国家民委得以重新组建，并逐步开展了新时期的民族工作。

初期，受到“两个凡事”的束缚，很多冤假错案无法平反昭雪，“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开展民族工作新局面困难重重。正在为难之时，发生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父亲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反对“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创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新局面。为此他狠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拨乱反正，重申和落实党和民族政策

1979年2月，中央批准了由父亲协助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起草的《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这就为彻底拨乱反正清算林彪“四人帮”破坏民族政策的罪行，为民族工作拨乱反正并开拓新局面扫清了障碍。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边防工作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全国性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报告全面恢复和重申了党在民族工作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成为新时期民族工作拨乱反正的肇基。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主持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

同时，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重重阻力，协同有关部门对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平反纠正和清理，从而使大批干部和群众解放出来，使民族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为了推动这方面的工作，1979年父亲还召集各部委在京的少数民族干部1000多人，宣讲了内蒙古、新疆、吉林延边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反响很大，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父亲还抓了民族政策再教育和民族理论的研究工作。1980年，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帮助下，主持领导国家民委写了《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一文，彻底清算了这个长期以来没人敢触动的影响很大流毒很深的错误理论，扫除了民族问题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理论根据。

（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力培养民族干部

“文革”中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遭到践踏，例如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的负责同志被诬搞“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后，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土地被分别划给其它4个省区。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适时恢复内蒙古自治区原有区划。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很多困难通过国家民委做了大量繁杂的工作，使内蒙古自治区及时恢复了原有的区划。

在父亲的主持下，国家民委还协助有关部委和省、自治区新建了一批自治州、自治县，1978年至1983年，全国新建了2个自治州32个自治县。由于历史原因，有些领导同志对成立满族自治地区有不同意见。父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定地认为，1931年后建立的“满州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后果，不是满族人民的自觉。满族人民是英雄和勤劳的人民，满族为中华民族做过重大历史贡献，她理所当然享有建立民族自治区的权利。这样，在父亲的力主下，长期以来没有自治地区的满族，也建立了3年自治县。至此，在父亲的努力下，全国的民族自治地方达到132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1个，自治县（旗）96个。

父亲还十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并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亲手起草了一部分条文，多次拿到国家民委党组会上讨论。1983年父亲担任《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导小组副主任，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终于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这对于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制度，保障民族自治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父亲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1978年6月21日至7月2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以中央组织部为主，会同国家民委，召开了有内蒙古、新疆等5个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部分自治州、县负责同志参加的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会议在此基础上经过讨论和酝酿，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对加快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起重要作用。特别是父亲在会上提出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党委第一书记等重要意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看来十分难能可贵。

父亲主政民族工作以来，坚持推动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在他主持起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指出，尽可能安排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区域地方担任主要领导。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推举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可以彰显执政党必要的伟大以及自信包容的精神，有利于消除历史形成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有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同志对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心有疑虑，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近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立了汗马功劳。从历史上看，满蒙等少数民族都曾入主中原，其代表人物担任过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主政期间，为我国扩疆拓土，民族融合，社会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从国际共运来看，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在以俄罗斯为主体民族的国家——苏联，他们都先后担任过最高领导人，他们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多大贡献，不好妄评，但最后苏联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厮杀，则不是他们的罪过，倒应该是纯正的俄罗斯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难逃罪责。父亲认为，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英雄和败类，因此，治国理政，选人用人，不能以民族成分判定谁“靠得住、靠不住”，忠诚与伪善，是非成败。对此问题，毛泽东主席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对乌兰夫同志讲：“民族要，但不要民族主义，马克思是犹太人，到你内蒙古当书记，你能不要？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

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党和国家性质，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在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上除了考虑其民族性，也要注重其阶级性。换言之，不仅要看他的民族身份，还要看他的政治立场和德、才状况。邓小平同志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过程中也强调，自治地方的干部还是要讲共产主义化。正是根据这个原则，父亲选用提拔并向中央推荐了一大批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

遵循这个原则，建国以来，乌兰夫、韦国清、赛福鼎和我父亲都担任过民族自治省区党政“一把手”，他们的共同特点，正如中央对我父亲的评价：“热爱自己的民族，同时也热爱整个中华民族。”他们既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同时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经过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都过度到了社会主义，但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并未随之得到根本改变，这就形成了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对于这个问题，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1984年2月答《北京周报》记者问的谈话中给予了概括和总结。指出：“在我国各少数民族得到民族平等权利以后 ，在民族关系上还存在一个根本问题——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外，还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各少数民族解决经济文化落后的问题。”父亲还在1979年5月的国家民委第一次委员会议上明确指出：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各少数民族能够赶上或接近汉族的发展水平。

为了逐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父亲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减免负担、休生养息、放宽政策的重大措施，父亲指示国家民委会同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调查组到西藏和其它一些地区，协助当地党委和政府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

为了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活力，父亲亲自与有关部门领导协商沟通，责成国家民委有关司室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报告，从而争取到多方面的资金投向民族地区。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父亲领导国家民委召开了全国对口支援会议，发动组织经济发达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对口支援，例如，1984年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援助西藏建设的43项工程，是由江苏、浙江等9省市和水电部、农牧渔业部、国家建材局等部门分别承担的。

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疏通不畅的问题，1981年父亲主导国家民委、商业部、全国合作供销总社、轻工业部等11个部委，联合召开了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的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了利润、资金和价格补贴的“三项照顾政策”。

杨静仁视察民族工作

父亲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在父亲的主导下，1980年10月，教育部和国家民委提出《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同意，1981年2月，国家民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发展民族教育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办好民族教育必须照顾民族特点。其后，召开了牧区、山区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的经验交流会。1979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民委《关于将边境县（旗）中小学民办老师转公办的请示报告》，据此，教育部、财政部、粮食部、国家民委、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了《关于边境县（旗）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通知》，至此，全国136个边境县（旗）（其中绝大部分是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为了让尽可能多一些的少数民族学生受到高等教育，父亲让国家民委和教育部确定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实行择优录取与适当照顾相结合（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的办法，并在一些大专院校开办了民族班。1982年底，全国各类大专院校在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就达到5.3万多人。

在父亲的主持下，国家民委恢复了“文革”中被取消的中南民族学院（现今中南民族大学），帮助恢复了贵州民族学院，加强了对中央、中南、西北、西南四所民族学院（现今都已升格为民族大学）的领导和对其它各省、自治区民族学院的指导工作，尽可能地帮助共建校舍、增添设备和办学经费。特别是在1983年以后，父亲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大连民族学院（现今东北民族大学）和银川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现今北方民族大学）。与此同时，父亲还主导有关部委在党校、全总干校、妇干校、团干校举办民族班，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知识文化水平。

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父亲推动国家有关部委和各民族地方、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投建成了一批文化馆、文化站、影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图书出版工作会；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服饰等23个展览。

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国家民委与作家协会共同创办了《民族文学》杂志，1982年和1986年分别在呼和浩特市和乌鲁木齐市举办规模盛大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等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化体育活动。

关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消除历史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问题，现在在我国的民族工作中已很少提起。也许“不平等”这种表述比较敏感，觉得有碍太平盛世、民族团结的观詹。也有同志认为，这个提法和消灭“三大差别”一样，目标过于艰巨和遥远，只有进入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因此，现在不宜提出。其实谁都清楚，这确实是个要通过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但我党从不吝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公开宣布党的根本任务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她不会认为这个目标过于艰巨和遥远，就畏缩、就修正，而是下决心带领全国人民通过几代人的攻艰克难去实现他，完成他。同样，不能认为“消除因历史原因而形成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目标过于遥远和艰巨，就羞于和不敢对此问题进行公开和直接了当的表述。正是因为这个目标遥远和艰巨，才体现了这个任务的伟大和重要，他需要我们几代各民族儿女为之挥洒汗水努力奋斗。

对于这个问题，父亲坚持自己的看法，1980年他写的《周恩来同志<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中指出：“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我们要在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给少数民族以越来越多的帮助，使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起来，逐步消除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达到事实上的平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导师列宁针对俄国各民族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时，指出：我们先进地区的民族要用对待自己“不平等”的办法，来消除落后民族的区广泛存在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国家对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税收等方面实行的优惠政策，就是用对先进发达地区的“不平等”来逐步消除落后民族地区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具体步骤。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而且他还要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不一致，但党对这个问题仍然十分重视，无论哪届政府一直为解决这个历史形成的难题，动脑筋，想办法，踏踏实实努力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了对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步伐，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还明确指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拉下，每个民族都不能少。这就是“消除民族间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事实不平等”的最好说明。

父亲正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即使在他退出领导岗位后还为此孜孜不倦，努力践行。甚至他在病重时还想兹念兹，把落实政策归还家中的物品捐给宁夏的西海固贫困山区，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尽自己最后的绵薄之力。

杨静仁（右三）陪同邓颖超、习仲勋（左一）出席会议

（四）关于统战工作

1982年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全面主持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同时任六届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协助邓颖超同志主持全国政协工作，三副重担落在父亲肩上，工作繁重，责任重大。但父亲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便开创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新局面。限于篇幅，只简略介绍父亲统战工作的几件实例，至于宗教和政协的工作，报刊和杂志多有记载，这里就不再赘述。

就在父亲担任中央统战部长的这一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党的十二大指出，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今后新的伟大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父亲敏锐地看到这种形势，通过在南方诸省的调查研究工作，实事求是地提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的任务。在1982年12月全国统战工作座谈会上，父亲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总结了1982年的统战工作，提出今后统战工作的十大任务：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研究；抓紧落实各项政策；选拔人才，扩大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放手让各民族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总结经验；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对这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胡耀邦同志称赞道：“这个报告有内容，因为做了工作，数成绩就比较实在。因为方针明确，讲任务就比较中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热潮的高涨，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踊跃投入为“四化”建设的活动。有些党内同志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看不惯这些作法，认为民主党派既然是政党，就应当在政治领域内活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搞经济咨询、讲学办学，是“不务正业”，“自我贬值”。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排众议，敏锐的觉察到在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这一新生事物的正确性，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展这项工作，并积极加以引导。1982年7月，各民主党派经济咨询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父亲用一句响亮的口号作为讲话的题目，“广润天地，大有可为”这八个字代表了他对这项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各民主党派的经济咨询活动发展迅猛，为适应此形势，1984年2月，父亲专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工商经济服务部。这些举措使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为我国“四化”建设出工出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1982年，父亲主持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全国统战工作纪要》明确指出，统战对象有十个方面，其中大量是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对此，这年《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编后》的短文，说非党知识分子“不属于统战对象，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央统战部的意见是对的，并批示“商光明日报改正”。但《光明日报》坚持不作改正，继续从“本本”出发，提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从来没有说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

父亲根据新的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变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统战部的意见。1983年他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除港澳台外）阶级状况的变化，统一战线的阶级结构和内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统战对象的大部分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统战关系。不认识这种重大变化，就不能理解许多人既是依靠力量又是统战对象这一事实。中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既然在知识分子中还有党与非党的区别，党与非党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就有党与非党联盟的统一战线关系。我们对非党知识分子干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这些依靠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纠正某些同志对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产生的片面糊涂的认识，1985年父亲结合新的统战工作实际专门成立了“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在父亲的主导下，各省、区、市的统战理论研究会相继成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丰富多彩的研究活动，使统战理论研究日趋广泛和深入，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对开展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1983年全国各有关单位掀起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高潮。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如果从“本本”出发，我们宗教工作系统自然是这次活动的重点。对此父亲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以中央统战部名义代中央起草了《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的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指出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必须把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清除精神污染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同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同超出宪法，法律和党的政策规定的非法活动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干扰和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

父亲还在第九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针对清除精神污染与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强调指出，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虽然在信仰上还存在着差异，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而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团结各族人民，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最主要，最根本的。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根据我们宗教工作实际，排除在清除“精神污染”活动中“左”的干扰，狠抓宗教政策的落实，使我国宗教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根据某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1980年全国政协迎春茶会取消了茶点招待，改为清茶一杯。

这个做法一直延续至今，体现了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这时有的领导同志认为，我们统战工作也应和别的单位看齐实行“一杯茶”主义，这样既简单有效，也可纠正别人对我们工作的误解和偏见。父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新时期统战工作实际，不搞形式主义和一刀切。坚持艰苦朴素的原则，实行内外有别的方法，妥善解决了这个“难题”。也就是对党内的同志的活动可以实行“一杯茶”主义，对民主党派负责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参访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科技界等统战人士的接待和宴请活动不受影响，标准不要降低。父亲对此解释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在延安经常出面宴请有功将士、劳动模范、民主人士、外国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与民同甘共苦，即使几个月不吃肉，也要以过生日为名主动找来名厨在家中宴请有关民主人士。至于为国事日夜忙碌的周恩来总理，更是不辞劳苦，频繁出面宴请各界有关人士，为了让他们吃好喝好，他都要亲自拟定菜单，挑选酒水.过去在战争的艰苦年代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我们党内同志宁肯省吃俭用也要适时对某些人士进行高规格的接待和宴请。这不是简单的吃吃喝喝，是政治，是工作。过去在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做好这些工作，现在怎么反而做不到了。现在党的统战统一战线要大力扩展，这项工作更加重要，它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为少数民族代表包括党员干部举办的接待活动也不能简单地实行“一杯茶”主义。父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关心他们在京的学习生活状况。父亲认为这些少数民族同志来自边远山区生活条件很差，本来肚子里就没什么油水，来到北京工作结束，我们作为东道主拿一杯清茶送行，于情于理有愧，离别时应改善一下生活，安排宴请让他们打打牙祭。有一次，在炎热的夏天一些少数民族干部提出在学习结束时的欢送宴会上想喝到啤酒，可是那时北京很难买到，父亲竟让我用家里的“特供证”买了一些啤酒，送去，尽可能地尽地主之谊，满足他们的请求。

杨静仁夫妇与孩子们合影

四

树德育人的典范

父亲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带到家庭教育中来，他根据家庭条件和环境的变化，结合子女的年龄性格，因势施教，因材施教，从不娇惯放纵，拔苗助长。他把坚定的革命原则和体贴至微的关爱融为一体并形成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培育和鼓舞我们成长和进步，他不愧是树德育人的典范。

1954年父亲担任中央民委副主任，成为副部长级高干。按规定配有了带院子的住宅、厨师、司机和勤务员，生活条件较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父亲担心我们滋长优越感，沾染虚傲之气，成为于世无用的“纨绔”，幼年时就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管束。学龄前我们就吃粗粮，穿补丁衣，上小学时父亲不让我们到“育英”、“育才”等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上学，我们就近在普通小学上学，和老百姓子女一起学习，自小就打消了我们因条件优越而形成的优越感。

1961年初，父亲奉命去宁夏工作时，我已在北京上小学三年级。有些同志劝父亲，宁夏生活和教育条件较差，孩子还是留在北京上学为好，孩子的舅舅和叔叔都在北京工作，可以让他们关照。父亲坚决地拒绝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怎能说服别人扎根宁夏，建设西北，结果我们子女全随父亲到宁夏学习生活。

杨静仁（前排右一）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前排左一）合影

我们到宁夏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子女都要按照当地较低的定量标准吃饭，不许特殊。由于缺乏营养忍饥挨饿，我们患上了浮肿病，两个妹妹甚至得了肝炎而住院。但父亲仍不放宽要求，并坚决拒绝额外照顾或接受别人送来的食品。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我性格懦弱，心态浮躁，便坚决要求我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组织各种活动，踊跃到人民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有一次学校放假，我未参加同学们组织的校外游戏活动。父亲得知后，严肃地批评说：“你应该多和同学一起参加活动，躲在家里偷闲，暴露出你的懦弱和惰性，将来肯定没有出息。”父亲建议我学习东晋时荆州刺史陶侃坚持每早晚来回搬砖一百块，通过繁重和枯燥的劳动来锻炼筋骨，磨炼性格和意志。

“文革”中由于父亲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残酷的环境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下，父亲担心我们由此而产生对党和社会的抵触情绪而自暴自弃，不断地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写信告诫：“尽管我犯了错误，但你们还要继续革命，不能动摇。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到人民中间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杨静仁与孙女杨燕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父亲又重新回北京工作，担任的职位较过去相比更高了，成了所谓的“副国级”领导干部。经受了“文革”的苦难，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过去遭的罪也该得到补偿了。父亲根据我家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对我们的错误认识和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及时地予以教育和纠正。1982年父亲在长沙出差为此专门给我写信叮嘱：“黑格尔说人在胎胞内时当然时人，但他只是自在的人，只有在人出生后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他才是自觉的，望你和我都要注意继续学习，使各自的自觉性更增加些。”那个时期，父亲还经常给我母亲写信叮嘱：“现在社会上对干部子女印象不好，有很多议论，你要关注此事，严格管束和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让他沾染坏习惯，搞特殊化。”

父亲回到北京后，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放松。父亲常常告诫炊事员和勤务员，不要到首长供应点去买食材，要和老百姓一样去菜市场买，做饭粮食要节省，粗细干稀搭配着吃，少油少肉，粗茶淡饭最好。在父亲的监督下，家里的伙食简单的令人咂舌，天天炸酱面。我从兰州西北民院和西藏党校回京度假，因为有工资，在家吃饭还得交“伙食费”。他以为此举可以杜绝我不劳而获的思想，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作风。

儿子杨华山与儿媳在西藏工作时期合影

趁着大好形势，1979年夏我在北京结婚，他非常高兴，但不让搞什么典礼和仪式，也不宴请亲朋好友，仅让厨房加了几个菜，就“承全”了我的终生大事。我心有不甘，自己掏钱买酒买肉在家里宴请了一些亲朋好友以示纪念。父亲知道后严肃地批评道：“你以为现在我们家条件好了，你用自己的钱来操办，我就管不了，不能批评你了，谁的钱也都是人民的钱，现在国家还很困难，你这样做就是铺张浪费。”

父亲对我们成长和培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徇私情，决不娇惯纵容，拔苗助长。1985年底，西藏自治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向父亲谈道：准备提拔一批年青干部，我也在提拔之列，对此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同意，父亲听罢表示坚决不同意。父亲表态后仍感到不放心，驱车亲自到这位同志家中，再三强调不能提拔我。这位负责同志非常震惊，他知道父亲从不到别人家里来，若来，一定时为了严肃的“大事件”，看到父亲对此事的态度如此认真坚决，这位同志也不能坚持，提拔我之事也就作罢。针对此事，我回京探亲时，父亲告诫说：“提拔别人我不管，提拔你我要阻拦，你还没有能力和业绩担任领导职务，留在党校当教员最好，我过去就是当教员的。”

1986年，我进藏工作已有三年了，国家民委宴请系统内赴藏工作人员，办公厅把我也列在名单中，父亲看后一笔把我的名字划掉，办公厅领导劝说道：按规定他应参加，这不叫特殊，父亲严肃地回答：“按规定也不行，自古哪有老子宴请儿子的？”

拨乱反正时，有一些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在父亲的过问和帮助下，获得了平反和昭雪。对此，我曾沾沾自喜露出骄傲的神情，父亲严肃地批评说：“这是应该做的，何能拿来显摆，你要牢记，我们为别人做的事再大也要赶紧忘掉，别人为我们做的事，再小也要永远牢记！”

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不仅表现在严格的管束和训导，还体现在如影随行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上。说到“爱”，许多记叙英雄人物和革命者的文章对此都欲言又止，讳莫如深。好像这会贬损这些人物的形象。鲁迅诗《答客诮》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父亲不算是“豪杰”，但肯定时“大丈夫。”我想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亲人有着真正的大爱，不是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偏爱溺爱，这种真爱给予我们信心，给予我们力量永远鼓舞着我们沿着正确的轨道奋勇前进！

我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为了让家里“顶梁柱”不致营养缺失，给父亲“开小灶”，单独吃饭。父亲心里惦记着我们，每次吃饭佯装吃饱，有意识地留下一些，离开饭桌大喊：“孩子们，吃来！”我们便闻风而上风扫残云般地扫光他忍饥有心留下来的食物。那时父亲参加招待会、宴会，给他盘中的点心和水果舍不得吃掉，也会带回来给我们，每当父亲看到我们愉快地享受着他“来之不易”的美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只要我们从幼儿园或学校回家，父亲不论多忙都要询问我们遇到的趣事轶事，当我们唱歌跳舞表演节目时，父亲都“郑重其事”地认真欣赏我们的“杰作”，充当评判员和导演。

在宁夏时父亲的工作要比在北京繁重的多，已很少回家，工作生活都在自治区党委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里。即使如此，一得闲，父亲就把我们叫到身边讲故事，打扑克、猜谜语、说笑话。他常常以《毛主席诗词》的句子作谜底，如出题“河北旱象解除”，谜底就是“大雨落幽燕”，出题“瀑布”，谜底就是“已是悬崖百丈冰”。我们答对了，他就发放糖果以示奖励。

父亲也经常带我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到博物馆看文物，去天文馆看天体运动展演，到宁夏后，父亲带我们爬贺兰山，游西夏陵，去田野挖野菜，到河边摸鱼。每次活动完毕，父亲都要问我们有何收获，有何感想。有时看完戏或者电影后还要讨论剧情，争辨识别“好人”或“坏人”，我们年少血气方刚互不相让，和父亲争的脸红脖子粗，这时严肃的父亲似变成了和蔼的哥哥，在家庭的吵闹和欢笑声中尽享天伦之乐。

“文革”时，父亲被中央文革在全国点各批判后，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却时时耽心我们因株连而受苦受难，屡次排除万难通过各种途径转信给我们，要求我们和他划清界限，继续革命。父亲在看押中利用很短的探视时间，关切地询问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看我们身着单薄，拿出省下的棉衣和毛毯送给我们。

1983年夏，我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后自愿去西藏工作，父亲虽表示支持，但知此地环境艰苦高原缺氧，故放心不下心痛不已，离别时竟流下了眼泪。特以《送同志去西藏》为题作诗一首，以示鼓励和惜别之情。

前进，勇敢的人哟！

那高洁的雪峰等待你们的检阅，

碧绿的江水将映照你们在高原拼搏，

我们曾相距万里，

可彼此的心何尝一刻分离过？

纵今后高原险峰也不阻隔。

写给在西藏工作的华山和小莉的信

我进藏工作后被分配至位于拉萨西郊的自治区党校工作，时党校刚从易贡搬至卡萨，生活学习条件艰苦，父亲为了鼓励我在藏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在陪同胡耀邦赴格尔木考察期间专门写信道：

华山，小莉：（我的爱人，和我一同进藏工作）

收到你们的来信，知道你俩已经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并且有了一个你们自己精心布置的亲爱的窝可喜可贺！......记得吧，两年前的一次北京青年的一次集会上，我在讲话中说：“欲把青年比红梅，古今皆相宜，只是今胜昔。”现在我要补充说，一切胸怀祖国愿意到任何艰苦地方去，为各族人民服务的青年，就是许多“今胜昔”中值得特别称道的一种。

我明天去格尔木，本来想去拉萨，临时因工作任务改变，不能飞越唐古拉了，这是多么遗憾啊！但是我相信，当你俩读到我在颠簸的火车上写了这两页时，你们一定会感觉到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们的身边。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来深入学习，武装我们头脑，作好工作，处理好身边事务，防止任何特殊化，为“四化”、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到底！

祝你们健康快乐，把鲁迅先生常说的“坚韧的战斗”牢记在心上。

卜文

1983年7月29日

杨静仁在病榻上关心儿子杨华山的身体健康

1992年父亲因病住院，在被病痛折磨的艰难日子里，对我们的关爱之情仍然强烈。有一次我到医院探望他，不经意捶了几下背，父亲看到以为我患病，心中十分焦虑，即找来一张纸吃力地写道：

华山背疼，是什么病？要抓紧治疗，不能等闲视之，我将80岁还不腰疼腿酸，他似中年就得这样的病，如不好好治疗如何健康下去，因得此病，他过去搞磷肥工作（我过去曾在宁夏磷肥厂工作），那是危险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后再西藏工作五年不适宜健康，现在可要注意加强疗养。

父 杨 99，12，25

此时他身体已极度虚弱，写了以上一段已是气喘嘘嘘。但仍感意忧未尽，又在另一张纸上继续写道：

需要花钱，我们可以拿出，千万不可放弃治疗。

字条里言之谆谆，情之切切，体现了父亲对我的深深的爱意。

杨静仁（右三）视察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

五

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引领人

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放在民族统战工作的章节里阐述，但由于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加之父亲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殊作用。所以，我把它单列出来加以重点阐述，以推动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健康发展。

父亲很早就认识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他在《民族团结》第12期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材做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文中写道：

少数民族文物，是长期以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存；是反映少数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实物例证。这些民族文物，能够帮助各民族人民认识各民族在长期密切交往中，共同为缔造祖国做出的贡献；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为了推进和落实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父亲认为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建设一座国家级的民族博物馆，“这个中国民族博物馆应当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博物馆，要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收藏中心、研究中心、展览中心，使它在继承、发扬各民族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好少数民族文物保持工作》【民族团结】1984年12期）。拨乱反正伊始，新时期民族工作刚刚起步，父亲就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排除干扰，克服困难，积极投入到建设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中。

1983年在父亲的主持下，国家民委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的请示报告>[1983]民文字第411号》。经多次沟通和协调，中央和北京市的主要领导终于同意搞民族博物馆，并要求“按照程序办手续”。1984年8月16日国家计委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同意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指出:“拟安排在七·五后期上马……可进行前期工作，待正式列入年度计划后再开工建设。”父亲还想借邓小平同志的威望推动民族博物馆的建设，为此亲笔写了一封信：

小平同志：

国家民委负责筹备国家民族博物馆，籍以展示我国以汉族为中心的56个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历史伟绩。为使展览生色，特请您题写《中国民族博物馆》馆名，不胜企盼，敬请挥毫，以垂永远。

国家民委

×××××

杨静仁写给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民族博物馆的信

可惜，正当民族博物馆筹建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父亲从民族工作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加之国家压缩基建规模，1986年以后，民族博物馆的筹建工作陷入停顿。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工作的飞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和民族文物加速演变和消失，有的民族文物几近绝迹，一些民族传统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民族文物不断流向国外。这种状况任期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尽快改善这严峻的局面，在民族博物馆建设又陷入停顿的状态下，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研究，决心营造一个社会组织平台，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促进民族博物馆建设，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经过父亲的多方努力，这个社会组织平台终于应运而生，1993年6月9日，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父亲当选首任会长，并欣然为协会题写了会名。

杨静仁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题字

1993年7月5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和平宾馆举行。大会由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主任英作协会成立报告。这个报告是父亲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字斟自酌修改而成。报告开门见山指明成立协会的必要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少数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物，为中华民族的形式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多的民族文物和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中的珍品，亟需加以妥善地保护和抢救。”大会选举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领导成员，通过了《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章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协会成立后，父亲已重症在身，在住院期间一直坚持听取协会的工作汇报。他指示任英：协会在抢救征集民族文物的同时需加强调查研究，学术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需进一步了解民族文物流失、泯灭的现状，要对民族文物的抢救和保护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父亲还积极协调促成协会与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的合作关系，使两家从事民族文物保护事业的单位在业务上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每件文物都是表现我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共同生产生活互通交融的物质实证，其背后都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等历史文化成果，这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这个思想文化基础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现在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则必须从文物这个物质实证中寻找历史依据和汲取营养，否则这项工作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胎死腹中无法完成。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而文物正是反映那个时代“政治和精神历史基础”的实物例证，这个遍布全国的实物例证如一颗颗珍珠串起民族交流、文化互鉴、贸易往来的印记，揭示出千百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升华的“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并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民族文物保护工作还不仅局限于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民族血脉畅通，历史文化存续和发展的问题，是解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父亲在四十年前，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众多阻力和猜疑中始终不渝地狠抓和推动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直到病重在身还念念不忘民族博物馆的建设，在今天看来实属难得和不易。虽然现在中国民族博物馆仍未完成（据说安排在北京丰台区王佐镇中央民大新校区），但你那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事业付出的心血和作出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家人为杨静仁扫墓

六

做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

父亲2011年10月不幸逝世后，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全体同仁继承老会长的遗志，遵循他的指示精神，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努力工作，锐意改革，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为民族文物的保护事业继续作出重大贡献。

坚持父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主动积极开展调研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我国少数民族地域广阔，文物品种繁多。需做好保护工作，首先要把分散各地多种类的文物资源了解透，整合好。协会领导多次带队赴广西、云南、四川、甘肃、辽宁、山西、河北的博物馆、文化馆等文物收藏单位和厚藏民族文物的崇山峻岭，江河大川采集信息，深入调研，为国家和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依据。过去，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时，协会副会长于今不畏危险，亲赴灾区第一线对民族文物的损毁状况进了考察和调研，为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创造了条件。近来协会还与有关部门合作成立“文物大数据中心”，文物科技中心等机构，对民族文物厚藏，自然灾害多发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地域进行了预防性调研摸排，以加强对文物和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力度，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民族文化活动，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在此仅举几例：协会在北京与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合作举办“56个民族风采万里行活动”，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举办“《出空》—凤胤斐水墨与岩彩绘画艺术展”，参访宣武区“纳西族文化室”推出纳西族作家和文光先生用古老的纳西族文字书写的纳西历史古文长卷；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主办“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在山西汾阳市主办“印象桃花源—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在云南宁洱市与宁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建碑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等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18年9月，协会召开了五届四次理事大会，举办“杨静仁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理事大会赞颂了我父亲杨静仁创建协会的重大意义和在担任会长时为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协会还撰写出版《杨静仁传》、《杨静仁诗词散文选》等著作以教育后人启迪将来。

积极参加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协会先后对河北张家口、广西百色、宁夏固原等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工作，根据国家民委对我国“三区三州”扶贫工作的指示，协会从2018年开始，着重对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进行精准扶贫工作。

2017年8月，协会在国家民委机关党委的指导下经选举成立了功能性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带动下协会党员群众定期上党课，学文件，积极开展党日教育活动，这些举措提高了协会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党悟，促进了协会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多年来，协会全体同仁继承老会长杨静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通过不懈的努力工作，少数民族文物保护损毁流失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时少数民族群众保护爱护文物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有些已经灭绝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近来又出台了《文物保护法》为这项利国利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协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是工作经费不足。我国地域广阔，广泛分布着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少数民族文物。这些民族文物古老而又脆弱，把他们收集好保护好，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是不行的。我协会是我国唯一专事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工作的协会，专业性强，社会面相对狭窄，由于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企业和金融机构不愿给予赞助和支持。协会仅靠会员交纳的会费渡日已属不易，惶论积极开展有效的工作，建议国家和有关部门给予协会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我们把文物保护工作做深做实。

其次，上级领导支持重视不够。近年来“从严治党”的措施进一步落实，党风政风逐步好转，但也导致懒政惰政问题突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之风蔓延滋长。有的领导同志担心分管的社团出问题而累及自身便采取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有的甚至把社团当作“累赘”意欲一甩了之。这些消极因素，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社团的正常工作。

文物源于民，存于民，做好民族文物保护工作仅靠党政机关“包办代替”不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进入新的时期，无论是汶川抗震，阻击非典，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这次全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更显“民心可用”，人民群众不仅踊跃投入战斗第一线挥洒汗水，而且还自觉地利用网络等平台，针对敌对势力乘机对我国的诽谤和抹黑，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反观消耗国家公帑的官办机构和舆论平台，面对这个考验有的“躺平”装死消极应对，有的甚至大搞“自由主义”和敌对势力暗通款曲，沆瀣一气。严峻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在群众中的引领作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使这项工作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和自觉，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文物“活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1980年杨静仁（左一）与习仲勋（左二） 、包尔汉（右二） 等出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30周年活动

结 语

父亲参加革命后，所做的工作受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例如：父亲1954年为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誉：“这个材料写的好，看来统战部有秀才！”1960年底邓小平高度评价父亲赴西藏调研，给中央写的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文件”。1982年夏在新的历史时期，父亲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的报告，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称赞：“这个报告有内容，因为作了工作，数成绩就比较实在。因为方针明确，讲任务就比较中肯。”“文革”还未结束，邓小平同志冒着风险在1975年的一次会议上对父亲也给予了好评：“杨静仁如无历史问题不用可惜，据我所知他是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同时期，他还在一份文件中批示：“这个人（指父亲）是回族，政治上很强，有马列主义水平。”至于其它领导同志，特别是李维汉同志也给予父亲较高的评价。这些不俗的评价恰是对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开展工作的肯定。

父亲党对我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要素。实事求是是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我国古代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所论“格物致知”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诠释。“格”就是到，“致”就是得。格物在前，致知在后。它告诉我们要排除私心和杂念，对事物要用心观察和钻研，从其内部找到本质和规律，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革命文豪鲁迅在“拿来主义”的短文中对此也有评述，他说，国人在被外国用枪炮打开大门后，对外面“送来”的东西不加选择一概接收，结果事事不顺，洋相百出。鲁迅认为之所以有此结果，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不从实际出发，不做调查研究，不比较选择，“唯上唯书”，把“送来”的东西当作规则和圭臬，并以此来衡量和指导行动，焉有不败之理。正如一个饥饿之人不顾自己肠胃是否耐受，不加选择地把“嗟来之食”囫囵吞枣全部吃尽，结果不仅未能果腹反而消化不良损害身体。鲁迅又说：“所以我们要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就要我们排除干扰和私心杂念，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通过比较选择和钻研找到其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无往而不胜。

鲁迅最后说：“总之，我们要拿来。...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奉行“拿来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作风说易行难。他不仅要具备上述优点，还要付出汗水和辛劳，有时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父亲三次赴西藏工作搞调查研究，走遍崇山峻岭，由于高原缺氧几度昏厥仍苦干不辍，致使患上严重的肺气肿而遗害终身。父亲主政宁夏期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党的工作失误，人民忍饥挨饿，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他为了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给任何人打招呼，也不带警卫和随行人员，只身一人深入一线，几次被饥饿的群众围攻，也无所畏惧毫无怨言。

1966年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与当时主政陕西的胡耀邦为“社教运动”等有关问题产生了矛盾和分歧。西北局的主要负责同志便要求父亲积极参与对胡耀邦同志的批评和围攻。父亲顶住压力冒着撤职的风险，坚持实事求是，始终没有参与对胡耀邦同志错误的批评和围攻。

在党的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生态已非常恶劣的情形下，坚持实事求是。奉行“拿来主义”甚至还有生命之虞。1938年父亲在兰州入党。1941年初到延安，履历简单清白，然而仅过2年，25岁的父亲即在康生等人搞的“抢救运动”中以特嫌的罪名被关押。在关押期间，父亲坚持实事求是，不求得到宽大处理的待遇而虚假“认罪”，也不胡攀乱咬而受尽了折磨，直至两年后，同案关押的早已都已陆续释放，抗战已快全面胜利的1945年7月，父亲才以“没有问题”的正式结论，得以释放。

父亲主政宁夏五年，对比其他负责同志，父亲党内资格浅，没有“山头”“派系”，年轻（任职时年仅44岁）又是少数民族。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迫害最为严重，早早就被批斗游街抄家关押。1967年夏中央公布需在全国点名批判的走资派，父亲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四人帮”粉碎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负责同志纷纷获得解放并安排了工作，父亲虽已被关押十年之久，但问题仍迟迟得不到解决，直至1977年秋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组织生活也刚恢复，但工资还未照发。

父亲在几次运动中受到如此“厚待”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也在情理之中，在那个人妖混淆事非颠倒的时期，似他这种正派坚强的领导同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也反证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所应具有的“沉着、勇敢、有辨识、不自私”的优良品质。

杨静仁（右三）陪同邓小平（右一）接见费孝通（左一）

文章还未未写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已经开始。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四十年前为写论文而研究的一本名为《我们兄弟民族大家庭》的苏联杂志。文中“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各民族都已是发达的社会主义民族，他们业已形成的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古长青。”作者言之凿凿信心满满，令我羡慕不已。然而今天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解体，昔日的兄弟民族竟兵戎相见互相厮杀，真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惨痛的事件告诫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没有了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就要解体，民族就要分裂，“破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国广大基本群众，无论它属于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处在“发达”阶段还是“初级”阶段；都要面临兵火连天流离失所的惨境。面对国内外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式，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更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和反对敌对势力挑拨民族关系，制造“颜色革命”，妄图分化、西化我国的阴谋。针对敌对势力的图谋，四十年前父亲就在一首名为《虎皮鹦鹉》的散文诗中写道：

不管打着什么“不同政见”的破旗，

吹什么“自由化”的谬论，

人民绝不答应！

当年魏武曾指出：‘似是之言，莫不动听’，

但它怎抵得人民的眼亮心明！’

1981年10月

（原载《民族团结》1981年第12期）

我们一定要百倍珍惜今天安定和平的生活环境，始终保持“眼亮”和“心明”，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正处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最近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更需要我们学习继承父亲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应该看到，目前党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有所滋长，任其蔓延将会严重阻碍我们事业的发展。针对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苏联红色诗人马雅柯夫斯基作诗批判道（不太准确）：

我想，应该再开一次大会，

决定今后不再开那无用的会！

我附议：

我想，应该再下一次文件，

规定不要再下发那无效的文件。

最后，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纠正和抵制这股正在滋长的歪风，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锐意改革攻坚克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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