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收获 ——评赵建民《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 ■汤重南 2012年初冬，我收到复旦大学赵建民教授最近编集成的《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初读建民兄的书稿目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其按“问题意识”立出的七个研究专题（中日文化差异因果择释、中日两国吸收近代欧洲文化比较、兰学：日本近代化的胚胎、传日儒学的逆输出、教育交流求变革、战争胜负察损益、东亚视域观日本）所选的三十六篇论文。再一篇篇看这些论文的题目，就能十分清楚地明了他学术研究的启步；熟悉他所关注的重点在于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如书稿中的《论〈日本外史〉的撰刻和在中国的流传》《森有礼的〈日本教育〉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大阪兰学始祖：桥本宗吉的生平和业绩》《江户时代杰出的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志筑忠雄的〈历象新书〉翻译与儒学自然观》《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以及《17-19世纪初东亚文化交流的奇葩——朝鲜通信使访日及两国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等等。细读这些论文，则不能不承认：这些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均为国内日本史学界研究的“第一篇”，弥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缺，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这些成果确有很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故其创新、开拓之功，确不可没。 又如第二个研究专题“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比较”的四篇论文，既有中国和日本吸收欧洲文化方面的比较，又有更为全面、综合的对两国近代化的比较，还紧紧地围绕与欧洲近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展开论述。这些论文，不仅有学术分量，而且有超越中日两国的东亚、东西方的视野，更能体现出其总结经验教训和寻求历史启示的参考价值。而这正是建民兄“做学问”的学术追求和明确的治学原则。所有这些跟他在历次学术会议上的报告、发言中所强调和提倡的——我国的日本史研究，须要重视研究江户时代史、加强日本文化研究、注重中日欧的比较研究、并把日本置于东亚乃至世界视域中考察等——主张、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建民兄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对这些原则、观点，自己不仅是力倡，而且是身先士卒，是身体力行的。 日本史研究跟研究日本现实问题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犹如他在《自序——在日本和东亚的研究交流征程中求索》所作的形象比喻：研究历史是色香味具佳的“满汉宴席”； 而现实问题研究则是为解决眼前果腹的“快餐”。历史研究不仅要弄清历史真相，还要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提供准确而行之有效的启迪和思考。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梗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的一道“坎”、一个“结”，作者秉持“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相联系”的精神，为评论日本社会右倾化、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及其暴行的谬论，多年来撰写过 《“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评析甲午战后日本对台湾的“一体性规划”》《略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占港日军劫掠冯平山图书舘始末》，以及《从文化的认知认同中寻求更多历史共识》（2005年获《中日关系史研究》编辑部首次优秀论文评奖时的“荣誉奖”）。这些论文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感，这对于我们如何寻找和确定历史研究的课题也不无启发。 通观建民兄的书稿，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除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相联系以外，他通过纵向考察、横向探索，注重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即在大视野下注重微观的考释和实证，从而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研究格局和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始终强调和践行的学术研究要重在创新：即理论创新、观点创新、方法创新、挖掘资料创新。如他前不久在依据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撰《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窥探跨文化传释》一文（刊于《东北亚学刊》2013年第1期），成为文集的压轴篇。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视域”，它对于这个既老又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课题，无疑是一种新的延伸和拓展。确实，学术研究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