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学术如何面对新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简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新材料的大量公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但也感受到了出土文献给传统观点带来的冲击。如何看待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不同认识，这其实和史料提供者的眼光、角度以及我们的判断有很大关系。循此而论，很多历史的常识也会随着学术的进展得到更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常识的无穷追问，藉此走出历史给我们布下的迷宫，一步步逼近历史真相。

西汉末孺子婴居摄二年敦煌《广武侯长公牍》，长23cm，出土于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

1978年，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掀起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高潮，亦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总阀门。40年改革开放奠基和锤炼推进着中国思想学术的进步，也渐次迂回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今改革开放步入“不惑”之年，是否果然不惑?诚如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所言，“40岁前我理解‘不惑’就是没有疑惑，年过40后感觉‘不惑’应该是40岁后就不再以有疑惑为疑惑了。改革开放40年正经历这个阶段，40年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仍需要认真反思和研究值得改进的地方，由此才有可能让改革开放从1.0时代走向2.0时代。”

正是基于此，继去年先后举办“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40年”学术论坛老一代和中年一代专场后，日前，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再次开展名家圆桌之“思想与学术40年”青年专场，集结了王轶、王庆丰、陆铭、蓝江、孙亮、刘悦笛、张荣强、佟德志、倪玉平、张大伟、吴冠军、李海青、朱承、吴玉军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吉林、天津等全国多所院校的知名青年学者。这些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新生代，是改革开放受益者，也是40年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亲历者和创造者，已经迈向中国思想学术的舞台中央，代表和引领着中国思想学术的未来方向。以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出版等多领域多学科不同视角，或致广大，或尽精微，碰撞思想，分享智慧，反思过往，触摸未来，正青春的他们以一代学人独特的思考，期待助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迎接和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无疑也是思想与学术此消彼涨，砥砺前行的40年。20世纪90年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曾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道破彼时的学术“时尚”，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精神和人文学术思想进程特质，而这种学术转向也不啻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近二三十年的时代价值特征。而今，新时代思想与学术重整行装再出发，又该有怎么样的价值取向?

“在思想与学术之间可否多做点多点思想的学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执委刘悦笛开宗明义如是发问。在他看来，当下学界到底要做有思想的学术还是做有学术的思想，兹事体大，尤须慎思。刘悦笛认为，思想和学术是人类智慧的两个基本倾向。思想重创造，学术重累积，尽管二者不可分，但其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关系复杂。思想要有累积和传承，所以才会有思想的派系，如儒分为八;学术也需要创造创新，如新材料的发现，学术范式的转换等。刘悦笛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压倒学术，甚至“一个大学宿舍里一夜间就可能生灭几种思想体系”，到新世纪在全球化脚步中，近30年来确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李泽厚老师此言其实不完全是描述性判断，其中有种价值诉求，即学术要有思想。思想和学术之争谁优谁劣?短期看可能思想胜，长期看可能学术胜，学术一定有对错，思想未必如此。但学术对思想一定有支撑作用，学术浅思想就会浅，正如牟宗三的成就是建立在他阐释康德基础上，把康德阐释得有多深，尽管有很大偏离也决定了他阐释儒家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