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学术如何面对新时代

以自己近年来的学术转向出发，刘悦笛透露之所以从美学回到哲学和中国思想，并从西方回到中国，倡导与当下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美学，是因为越是深入西方越更加意识到做一种中国人自己的哲学的重要性。“多点思想的学术”在他这里便是返本开新，笃志以中国生活世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根基，在中国“一个世界”而非西方“两个世界”基础上，以“情理交融”为思想内核，建构出一套中国性的“情本哲学”或从儒学角度可以称为“情本儒学”。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知识界的总体描述甚至业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正向追求。如果这种追求是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普遍宏阔、动辄启蒙的思想特点而言，无疑是有进步意义。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如今已经进入一个普遍注重学术，甚至是唯学术化的时代——尽管学术水平还经常遭人诟病，在学术与思想相对的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思想。”沈湘平认为，谈到思想与学术40年，更多的应该是展望未来，不仅要迎接和开创一个思想重于学术的时代，进一步创造思想解放的条件，并且要学会成熟理性地进行思想表达。他还进一步分析当今时代更需要思想的三个原因。首先，当今的学术，特别是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窄域化、知识化、技术化、碎片化，日益背离了思想，尤其是哲学的本身规定性，缺乏对时代大问题真正的总体性思考。“未来数十年中国在世界中何以自处?其思想理论根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越来越没有体现在我们学术和思想中。很少有人去做彻底深层反思，尤其是号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是否还在等着做‘黄昏的猫头鹰’，甚至和凡俗世界一样在张着嘴等着‘科学的烤松鸡’和政治的‘原料包’?这是一个大问题。真正的哲学应该如马克思所身体力行的那样，‘双刃’地对待现实和理论，以思想把握时代、透视未来，做‘高卢雄鸡’，发时代先声，引领和塑造未来。”

同时沈湘平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猛进，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面对的诸多问题归结起来是“存在还是灭亡”的问题。如果说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解放，我们因为“救亡图存”的任务凸显了思想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救亡图存”就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紧迫急需的是思想的敏锐与深刻，厚重的学术依然重要，但却应该是为思想服务的。“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学术体制自身的不足，以及自媒体的高度发达，我国客观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阶段。与40年前相比，这次思想解放是自下而上的、以智能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真正广泛的思想解放与争鸣。正如许多思想洞见不是在论文、著作等科研成果中规范性地呈现，而是离开和冲破固有学术体制框架的思想表达，超越了学科领域的局限与锁闭，能够真正面对事情本身来进行比较平等的公共性讨论。我深信，这是一个思想重于学术时代的开始，也是智慧重返人间的征兆。”

西汉成帝《阳朔二年车辇簿》简册，全册10简，长23cm，出土于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

不论古今，无问中西，以穿越“思想三峡”

“古今中西”之争是贯穿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改革开放40年来思想与学术的探索与发展，更是同样必须面对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吸收、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而今，转型时期的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发思想之先声，对于新起点新征程至关重要，亦是新时代学人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