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学术如何面对新时代

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指出，思想史的转型和社会政治制度百折千回的变迁一样，同样存一个思想史意义上的“三峡”。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伴随现代化、全球化迅速发展，学术思想领域依然存在古今之争和中西之辩，我们依然还在“古今中西”的“思想三峡”中穿行。只有以像王国维提倡的“学无新旧、学无中西”，陈寅恪做学问的“不古不今”等这样的更加宏观的视野和宽广的格局来认识“古今中西”问题，以一种“道通为一”的公共性情怀来面对不同的思想资源，把古今中西之异看成是思想文化多样性，最终才能在历史理性的指引下穿越这个“三峡”。

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以历史为经、民法为纬、思想与学术为内核，通过《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几部中国民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典型法律的生成，以及“民法典”的编撰，讲述了中国几代民法学人遵循冯友兰提出的要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理念筚路蓝缕的奋斗史，及其所体现的民法人的文化自觉、自信和勇气。“民法典”的编撰表达了站立在民法典背后的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体现了一个民族能够达到的文化高度。“中国民法学人也尝试在思想资源方面能够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无论是回答价值判断、解释选择、立法技术还是司法技术问题，都离不开对讨论者的价值取向、解释前见以及在立法技术上的偏好。而取向、前见和偏好是通过思想资源塑造的。当我们的‘接着讲’从制度层面开始走向分析框架和思想资源时，这真的就是中国民法学人开始站起来的时候!”王轶的阐述让人看到中国民法的进步及其背后思想与学术的进步，对其他领域颇具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居于指导地位，亦是谈论中国思想学术绕不开的主题，而谈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的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孙亮通过对外国马克思主义40年的回顾，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判到讲道理，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接受到有所反思，指出我们当今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回到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持续发展。“中国建设哲学话语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不忘本来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或整个思想的生成要抓住一些本的东西，还要努力吸收外来的思想。吸收外来思想根本目的还是要创造属于这个时代，更属于面向未来时代的思想。”

“当下很多时候学者都在关注自己学科非常小的话题点，其实尤其是哲学界，哲学是什么?如果哲学不是将现实世界面对的问题哲学化，而只是谈论和经营自己非常狭窄的一亩三分地，不愿意走出去实现视域交融，未来思想与学术就难以向纵深推广。”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着眼改革开放40年来欧陆思想对当代中国思想的深刻介入，强调问题视阈的交叉，各学科领域形成思想同盟的重要性。他指出，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最近五至十年，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连在一起了，当代思想关注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我们要借鉴欧陆思想的精神并与之真正形成话语对接，通过当代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视域的交叉，在交融的场域中直面当代世界。

无论面对古今中西，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和北师大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荣强都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意义上，将推进思想与学术发展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回到常识”。陆铭从经济学常识解析社会反智现象，强调尊重规律、尊重人性、尊重选择。张荣强则从历史学角度强调常识重要性，“长期以来，史籍给学者打开了一扇观察历史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过去的世界，但同时也无形中限制了我们的视线和想象力。我们依靠史籍尤其是传统的正史获知的面相之外，是否还存在一个另外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简牍、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等新材料的大量公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但也感受到了出土文献给传统观点带来的冲击。比如，史籍告诉我们，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门阀时期，士族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我们在出土文献尤其是造像记中，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因此如何看待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带给我们的不同认识，这其实和史料提供者的眼光、角度以及我们的判断有很大关系。循此而论，很多历史的常识也会随着学术的进展得到更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常识的无穷追问，藉此走出历史给我们布下的迷宫，一步步逼近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