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曾说：“丰子恺从顶至踵，浑身都是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论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这一评论抓住了丰子恺艺术特色的本质，即艺术来自对生活的热爱。

除了漫画，丰子恺的艺术形式表现在多个领域，有散文创作、文学翻译、艺术教育、文艺理论等。这些艺术形式，都保持了直通生活感性的特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丰子恺在书籍装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悉。《封面子恺》一书，展现了178幅丰子恺设计的书衣，是丰子恺封面设计精品集，并由其后人根据相关史料择要撰写了66个封面故事，细述设计前后的缘由。丰子恺的封面设计作品，以漫画入装帧，率真、简洁、亲切，注重诗意和童趣，讲求构图和图案，造成一种有温度的装饰效果，在书籍装帧史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从生活的角度设计图书封面

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参加学生艺术团体“乐石社”，该团体由李叔同和夏丏尊任指导老师。丰子恺就是在这一时期初步掌握了木刻和金石的技法。朱光潜认为丰子恺的早期作品就是木刻。他回忆说：“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马湖时候，即1923、1924年间。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即就刻，刻好后就传给我们看。”朱光潜所说的“白马湖时候”，是指丰子恺在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时期。这时丰子恺开始涉足图书封面设计艺术，不少作品是单色的，与李叔同的《南社通讯录》风格近似，让人联想到木刻的尖利刀锋痕迹。

尽管丰子恺学习并实践过木刻技术，他的画也很有木刻韵味，但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制作锌板铜版已很普及，他的封面画大多改以毛笔描绘后直接制版印刷。这一表现形式的变化，更加突出了丰子恺在封面设计上的艺术风格。

林语堂曾向他约稿写一篇《谈漫画》，他坦言对自己的画的性状还不知道，怎么能够普遍地谈论一般的漫画呢。“我的画与我的生活相关联，要谈画必须谈生活，谈生活就是谈画。”同样的，丰子恺也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设计图书的封面。

他对书籍装帧所持有的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为《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撰写的前言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是优良艺术作品的根本条件。书籍装帧既属艺术，当然也必具备这条件，方为佳作。盖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其形式美观而已，又要求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是内容意义的象征。这仿佛是书的序文，不过序文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装帧是用形状色彩来表达的。这又仿佛是歌剧的序曲，听了序曲，便知道歌剧内容的大要。所以，优良的书籍装帧，可以增加读者的读书兴趣，可以帮助读者对书籍的理解。”

他画画时，在内容上不借鉴或模仿，只在生活中寻取素材，获取自己的灵感。在书籍装帧上，他也有同样的主张：“当然可以采取外国装帧艺术的优点，然而必须保有中国的特性，使人一望而知为中国书。这样，书籍便容易博得中国广大群众的爱好。”

把漫画引入封面的第一人

姜德明说丰子恺“第一个把漫画引入封面”，陈星指出“子恺漫画不以讽刺、滑稽见长，而是体现出更多的抒情性和诗意”。丰子恺在封面设计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创新，用“形状”和“色彩”来表达他对图书的理解，也在一幅幅封面上描绘抒情和诗意。

《海的渴慕者》是丰子恺的第一幅封面设计作品。这是一本192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海的渴慕者》是其中的一篇，描写了一个青年因为家庭、社会、爱情等束缚和不幸遭遇而悲观绝望，最终跳海自杀。作者孙俍工与夏丏尊、丰子恺都住在白马湖，由夏丏尊写序，丰子恺设计封面。封面上一个赤身的人坐在礁石上，头发竖立，双手张开，抵住身下的礁石。他面向大海，远处海平面下升出的一点太阳，刺射出的光线占据了半面篇幅，张力感十足。

《我们的七月》是“我们社”的创刊号，对丰子恺意义重大。在这本刊物上，他发表了第一幅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以线条的笔墨描画了卷帘和窗几，尚有余温的茶壶茶杯，窗外的一钩新月，散发出静谧温馨的意境。郑振铎正是看到这幅漫画，才开始不断向丰子恺约稿，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积累日久，这才有了文学周报社出版的《子恺漫画》的面世。“从此我才知我的画可以称为‘漫画’，画集出版时我就遵用这名称，定名为‘子恺漫画’。”

《从军日记》的封面则很有意思，它有两个封面，一个外封，是丰子恺的女儿——六岁软软（丰宁馨）的画作，稚嫩的手笔描绘了五个战士奔赴沙场的景象；一个内封，是丰子恺自己画的，因为担心作者谢冰莹不能接受小女孩的封面画，作为备选。谢冰莹两幅作品都不愿放弃，这本书也就有了两个封面。

一幅幅别致的封面，亦如“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我们的六月》的封面，一袭绿色铺展开来，带来沁人的宁静与清凉。朱自清的《踪迹》，封面上竖幅的海景，白云朵朵排列，海鸥低飞，浪花错落有致，还有大幅留白。《音乐的常识》设计了两个人在树下背对背吹奏的音乐元素。《爱的教育》上闪耀的“红心”，展示了扑面而来的爱意。《中国青年》的封面，丰子恺按照这本杂志所担负的使命，两份封面都有“一支箭”的元素，表达了矢志不渝的信念，寓意深刻。《童话概要》和其他擅用背影的封面一样，画面上三个孩童的背影，在硕大圆月的映衬下，格外让人爱怜。《国木田独步集》用剪影的形式，树间弯月，屋檐猫影，窗下读书人，完成安逸舒心的构图。《世界音乐家与名曲》，再度用剪影展现了音乐厅里的整支乐队，有一种音符溢出的效果。此外，还有《儿童故事》系列封面，画面和谐，充满童趣。

三代师生的书籍装帧艺术

中国书籍装帧设计艺术起步很晚，大致起始于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书籍大量翻译引入中国。到甲午战争后，日文译作开始增多，同时日式装帧形式也开始引入国内，出现了精装和平装两种装订形式。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书籍装帧的历史，并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装帧设计家。

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而陶元庆、钱君匋又是丰子恺的学生，三代师生在中国近代封面画木刻、漫画描绘以及图案装饰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05年8月李叔同赴日本留学，次年2月出版发行《音乐小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音乐杂志。其中，除了两幅插画和三篇文章为日本人所作，其他都出自李叔同手笔，包括编辑出版事务都由他一人包办。《音乐小杂志》是六十四开本的小册子，封面彩色印制，总体蓝色调，彩色套印。上端是手书刊名，右侧是一束罂粟花，中间是黑色五线谱，衬以浅黄底色。五线谱选的是法国《马赛曲》。这样一帧封面，在1906年的中国堪称时髦。丰子恺的封面画《海的渴慕者》《童话概要》《苓英》《世界奇观》《青鸟》等，也都沿用《音乐小杂志》横排从右向左的书写形式。

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归来后，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授西洋绘画和图案画课程，学生中有陶元庆与钱君匋。当时陶元庆特别喜欢封面设计，鲁迅出版的图书封面都是由他“承包”设计的。钱君匋与陶元庆关系密切，陶元庆设计封面，钱君匋一旁看着，很快掌握要领，也开始接触书籍装帧设计这门艺术。

陶元庆设计封面，采用的是略带抽象的图案装饰设计，这在中国封面装帧史上是一种大胆创新。他为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就是用非写实的手法描画一个在压抑中挣扎的半裸妇人，那略带恐怖的画面，很好地表现出“苦闷的象征”这个主题，得到鲁迅的赞同，认为这样处理“使这书披上了凄艳的新装”。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第二幅封面作品是《彷徨》，他选用橙红色的纸张作为底色，配以黑色玩偶般的装饰人物和一个猛砸下来的大太阳。鲁迅称赞“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陶元庆也引荐钱君匋认识了鲁迅，使钱、鲁二人成为忘年交。钱君匋的封面设计，也得到鲁迅的好评，钱君匋就此成为知名的装帧设计家。钱君匋的设计思想与丰子恺十分接近。钱君匋曾说，封面设计“首先难在独特构思，否则画出来的作品无个性。成功的书面画，要把书的中心内容和盘托出，又杜绝浅、露、甜、媚、尖、脆，跳过这几条铁门槛，达到浑涵、含蓄，有画外之味，图有尽而意无穷”。封面也可以“从侧面体现书的意境，道是无关却有关，拨动读者想象之弦，使之余音袅袅”。钱君匋还从商业角度阐释了封面设计：“一本书放在一千本书中，要能第一个抓住读者的视线，使之不忍离去，不由自主地想翻开书看上一眼，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才算是成功的。”

李叔同、丰子恺和钱君匋、陶元庆三代师生，他们都是大师级的装帧设计家。他们的封面作品构思独特、画面和谐、寓意深刻、各具风格；他们对成功的图书封面设计的独到见解和深刻阐释，至今仍不过时，仍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编写《封面子恺》这本书的初衷。（作者：高杨，系黄山书社副编审；杨子耘，系丰子恺外孙）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