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白（1903-1981），湖南长沙人。曾用名陈运煌。化学家、教育家。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后在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北京大学理学院研究员。1932年受邀请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研究院研究有机化学。1937年回国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工局技术处处长，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44年任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院长。解放战争中，历任东北联军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处副处长、东北财经委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教办公室、农业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曾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今中国科协）副主席。
“在延安的时候，徐特立院长就讲过，政治要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我们去请毛主席讲话，他讲的就是自然科学应该同社会科学相结合，一结合就可以为革命服务了……我要对你们所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1980年6月14日，时任国务院参事的陈康白参加了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四十周年校庆活动，看到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学校，从革命圣地延安一路走来，发展成为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陈康白感慨万千。
1940年，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开启了党创建和领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红色育人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使命是培养“革命通人、业务专家”，作为创建这所大学的四位老院长之一，“红色科学家”陈康白，正是从“业务专家”成长为“革命通人”的。
辗转求学：
走上“科教报国”之路
陈康白原名陈运煌，190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麻林桥乡，父亲陈淡园是私塾教师，在当地颇有名气。陈康白自幼随父亲读私塾，作为家中长子，他聪颖好学，性情坚韧而执着，上进心强，还练得一身好武艺。1916年，陈康白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成为父亲的挚友、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从此，徐特立成为影响陈康白一生的恩师。
20世纪初，徐特立怀揣教育救国的思想，在湖南积极兴办教育，不但传授知识，也向学生传授做人的信念和追求。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徐特立更是与青年学生一起追求民主与科学，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运动。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陈康白开始了解中国社会，开始为民族而思考，开始懂得了青年人身上的责任，逐渐认识到科技与教育对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巨大作用，这是他一生追求“科教救国”的起点。
1922年，陈康白远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化学专业学习。沪江大学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大学，拥有当时先进的科研条件。陈康白在这里系统学习了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为他一生的化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然而，贫弱的中国难以放下爱国青年的书桌。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陈康白已经成为一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积极参与各类反帝学生运动，为校方所不容。1925年，学习成绩优异的陈康白被勒令退学，不得不返回长沙。正是在这一年夏天，失学返乡的陈康白再次见到了留法归来的徐特立。徐特立充分肯定了陈康白的爱国思想，坚信他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推荐他到厦门大学继续读书。
1925年夏季，陈康白进入厦门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没有辜负徐特立的厚望，刻苦学习，成绩出众。同时，陈康白并未放弃自己对于振兴国家的思考，他从西方工业革命的实践中，看到了科技的巨大力量，“科教报国”的信念愈发坚定，并开始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实践探索。
20世纪初，厦门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在多雨高温的夏季，城市常常暴发流行病。正在学习生化知识的陈康白敏锐地意识到，疾病的暴发很可能与当地居民打井取水导致饮用水污染有关。他顶着酷暑，带着瓶瓶罐罐，走遍鼓浪屿各个角落采集水样，甚至还采集了周边海域海水的水样。陈康白在学校实验室对水样进行细菌培养和化学分析。经过化验，陈康白发现鼓浪屿的居民饮用水确实存在细菌超标和杂质过多问题，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科学的检验结果，让陈康白信心满满，他向租界当局提出建议，希望改善城市居民的饮水问题。但是，租界管理者对百姓健康漠不关心，陈康白的研究结论不仅未被采纳，甚至还遭到嘲笑。这样的“冷遇”，令陈康白倍受打击，他认识到，不改变落后腐败的社会，“科教报国”只能是空想。
1927年，学业优异的陈康白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短短两年时间，陈康白就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国内的化学研究领域小有名气。1929年，陈康白受邀到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化学系工作，得到了更多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1930年，陈康白又受聘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工业研究室任研究员，他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升，成果丰硕，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论文。192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阿道夫·温道斯不仅对陈康白的研究水平大为赞扬，还力邀陈康白到哥廷根大学讲学交流。消息传到国内，引发学术界震动。
1933年，陈康白通过考试，获得了公费资格，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研究院做研究员，并在阿道夫·温道斯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哥廷根大学为陈康白提供了很好的科研条件，安排了实验室，配备了助手，并专门出资安排陈康白的妻子到德国生活。
奔赴延安：
解盐荒促生产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远在德国的陈康白为自己的祖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心急如焚，他决定放弃国外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立即回国投身抗战。1937年10月，陈康白回到国内，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让陈康白未能实现报国的志向。在失落与迷茫时，陈康白恰巧听说恩师徐特立正在长沙的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他随即赶去拜见老师。这次师生相见，彻底改变了陈康白的人生轨迹。
徐特立为陈康白毅然回国抗战感到万分欣慰，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为陈康白指出了光明的方向——到延安去，投奔中国共产党。徐特立的教诲，点燃了陈康白思想的火种，他下定决心要跟随共产党去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1937年12月，陈康白来到延安。作为一位海外归国的知名科学家，陈康白的到来不仅在延安引起了轰动，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陈康白。“我可以给你两万元，请你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可以干。还有一个小小兵工厂和一个破烂油厂请你去看看，是不是可以利用。”毛泽东主席与陈康白第一次见面，就慷慨的提出要支持这位延安“最大科学家”一笔巨款。当时，一名八路军战士一个月的津贴只有一块五角钱。
中国共产党给边区带来的全新气象，让陈康白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之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延安，陈康白先是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工局技术处处长，对边区的石油资源、手工业、军事工业、盐业、农业、地质、冶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科学调研。1939年2月，陈康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按照中央要求，陈康白作为筹委会主任，成功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作出重要贡献。1939年5月，为了解决“大生产”运动中遇到的科技难题，陈康白又受命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组组长，组建起陕甘宁边区第一个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并担任副院长。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陈康白等人的努力下，迅速汇集了边区20余位优秀的科技人才投入到经济生产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1940年8月，中央委派陈康白兼任三边盐业处的处长，让他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边区“盐荒”问题。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以产盐而闻名，是国内主要盐产区之一，三边的盐税收入甚至占到边区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当时，三边分区“靠天”采盐，每年六七月份的雨后10天左右，盐池中溶解了盐的雨水被晒干结块，盐农打碎盐块堆成盐堆。然而，1940年的夏秋却阴雨不断，不仅冲走了盐堆，盐池内的积水也无法蒸发，导致“盐荒”，边区经济出现了极大困难。
临危受命的陈康白随即带队投入到这场“生产战役”之中。经过科学分析，陈康白等人发现三边分区的盐是因为古代海洋枯竭后，盐在低洼地带沉积而成。在深入群众调研时，盐农提到的“海眼”引发了他的关注。通过勘测，陈康白找到了几处“海眼”，经过仔细观察分析，他发现“海眼”就是盐壳下水汽冲开沙子形成的“出气孔”。陈康白用木杆进行了探测，发现“海眼”不仅深不见底，而且盐浓度极高。他马上组织人力把“海眼”挖成水井大小，又修建了一批标准化的盐田，取卤水倒进盐田，经过晒制获得了高品质的精盐。
全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克服了天气的影响，而且盐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大幅提高。此后，全新的打盐方法迅速在三边推广开来，边区盐产量提高了近10倍，极大地缓解了边区的财政困难。陈康白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有力支持了党领导的抗战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陈康白用自然科学服务边区建设、服务抗战，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红色科学家”。
教书育人：
在抗战烽火中坚守
“书记处诸同志：
……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并以吴老为院长，陈康白为副院长……
富春，三月十五日”
北理工校史馆“延安厅”展示着这样一份堪称“镇馆之宝”的文件，薄薄的纸上字字千钧。194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光荣诞生。陈康白正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创造者之一。
1939年12月，党中央责成当时的中央财经部召开自然科学讨论会，陈康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会议气氛热烈，与会者不仅讨论了边区的生产经济问题，还针对边区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的问题，纷纷建议党中央在边区创办高校，把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用以培养党自己的科技人才，并建议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团结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为建设抗日根据地服务，并更多地争取国民党统治区科技人员到根据地来工作”。这两项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和支持，陈康白成为这两项任务的主要执行者。
1940年年初，在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陈康白与屈伯川等人开始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八路军大礼堂隆重召开，陈康白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致开幕词，毛泽东、陈云等到会讲话。自然科学研究会对于推动陕甘宁地区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筹备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同时，陈康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之中。他不仅协助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自然科学院院长的李富春确定了学院的领导人员，还带领大家克服困难，依靠中央、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逐一落实办学创校关键的场地、经费和师资等问题。到了1940年5月左右，自然科学院的校园已经初具规模，建成了窑洞50多个，平房30多间，修建了食堂、开水房，还打了水井，学校的基本生活设施已经齐备，来自各方的师生员工也逐渐汇集增多。大家一起动手，为开学做着各项准备。此时还没有正式开学，陈康白认为青年人可以先学起来，于是他与学院教育处长屈伯川商量，先给学生们补习文化课。在陈康白的组织下，学院不仅给学生们补习基础知识，还配备了指导员加强管理。还未开学，琅琅读书声就回响在自然科学院的校园里。
“本校以培养青年技术人员，协助中国抗战建国为宗旨，招收参加抗日部队和边区失学儿童，以及一般有志于技术工作的男女青年……入学后免收学膳宿及制服费，随到随收，分别编班学习。”
1940年7月23日，在边区发行的《新中华报》上出现了一则《国际工业合作先锋区（DFE）青年技术学校续招新生启事》。这所“青年技术学校”，就是筹备中的自然科学院。
在自然科学院筹建过程中，陈康白高度重视生源和经费的问题。当时，李富春向新西兰友人、“工合”运动领导者之一路易·艾黎募集经费投入自然科学院建设。艾黎建议可以在国际上通过工业合作的名义募款，学校最好具备培养青年人技能的职能，陈康白非常赞同艾黎的建议，经请示中央，给自然科学院增加了一个“青年技术学校”的身份，并在报纸上刊登了启事。这则启事影响很大，有效扩大了自然科学院的招生，吸引了一批有志青年到校入学。
随着学生越来越多，自然科学院的教材、教学仪器等短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陈康白决定登报向社会求援。从1940年5月下旬到7月，自然科学院征集科学图书仪器的启事频繁地在报纸上刊登，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很多单位和个人积极捐献图书、设备，为自然科学院解决了不少困难。陈康白还安排人员到国统区采购教材和仪器设备。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地下党组织、艾黎的国际“工合”组织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学院解决办学上的困难。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并举行了开学典礼。在各方支持下，自然科学院学生用上了谈明的《化学》、达夫的《物理学》和克兰威尔的《微积分》等英文原版课本。
1940年年底，徐特立接任自然科学院院长。作为副院长，陈康白与自己的恩师一起推动自然科学院深入开展正规化建设，并发挥自己熟悉自然科学教学的优势，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并分系组织教学。1941年年初，大学部相继成立了地矿系、化学系、物理系、生物系，开始培养本科生。高中部改为预科，学制两年，预科生在两年后经过考试可升入本科。初中部改为补习班，学制三年，主要学习中学课程。
在抗战烽火中，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探索党创办和领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在办学实践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培养出近500名“革命通人、业务专家”。“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在202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自然科学院的办学史载入其中。
南下北上：
成就科教报国理想
1944年11月以后，陈康白结束了在自然科学院的工作，离开了延安，参加了王震领导的南下支队。在南下的日子里，陈康白与将士们一起风餐露宿，打仗行军。
一个深夜，陈康白看到干部团的年轻战士们都冲上了前线，他也抽出手枪，带着作家周立波加入战斗。天黑加上山路崎岖，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冲，突然两个鬼子出现在眼前。陈康白眼疾手快，立即开枪，两个鬼子应声倒下。
在隆隆炮火中，陈康白作为一名出色的科技干部，先后在新四军五师军工部、山东玲珑金矿、东北联军军工部兴山办事处和东北经济委员会工作。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取得全面胜利，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949年1月，陈康白担任了东北财经委计划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尽快恢复东北地区的工业生产，为解放全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成为他面临的首要任务。面对战后的百废待兴，陈康白将恢复钢铁生产作为工作重点，并亲自主抓了鞍山钢铁厂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恢复。
“陈康白到鞍钢去做恢复生产的工作，当时困难很多，有的技术人员也不是很配合，但是他去了说话就不一样，他是专家懂得很多，让别人很佩服，说话有人听。”陈康白的夫人黎扬在晚年曾这样回忆丈夫在恢复鞍钢生产时发挥的作用。那时，陈康白还通过科学调研，为东北地区铜业生产作出指导规划，全面提升了东北地区铜的产量。
“科学在中国是受着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近百年的帝国主义和近二十年的官僚资本重重束缚的。今天，解放战争的辉煌战果已经基本摧毁了这种束缚，开辟了适宜科学生长的园地……如何奠定中国的物质经济基础，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首先要全国科学工作者来共同努力。”1949年7月2日，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筹备会的委员们，专门组织了一次以东北工业为主题的座谈会，陈康白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1949年六、七月间，首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科代会）筹备会在北平举行，陈康白作为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代表参与科代会的筹备，并成为筹备会35名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1950年8月18日，新中国首届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陈康白不仅为会议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还与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刘鼎共同起草了大会《工业部门报告》。在本次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这“两会”也是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在这次大会上，陈康白当选为全国科联副主席。
1951年6月，中央任命陈康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此后，他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兼自然辩证法班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教办副主任、农办副主任。1979年6月，陈康白受聘国务院参事。年逾古稀的他仍然亲自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地考察调研，结合自己多年来在科教和工业系统工作的经验，向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1981年7月31日，陈康白逝世。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陈康白心怀“科教报国”的理想，潜心治学，终成科学大家。在民族危难之际，陈康白毅然回国投身革命，在延河之畔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心怀“国之大者”，书写了一名“红色科学家”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的人生华章。（作者：王民王征，系北京理工大学）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9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