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明》书写的时间范围起自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的黄初元年，止于隋文帝杨坚入建康、灭陈朝的开皇九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但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常被称作“六朝”，这与中文语境中的“六朝”单指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六个南方朝代不同。因此，本书实际上是对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文明史的全纪录。
魏晋南北朝是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的分裂时期，不但有南方和北方的分裂，也有北方范围内因“诸胡”政权的更迭分合而造成的分裂；不但有政治格局上的分裂，也有文化上的地域分化。由于政权上的分裂、军事上的对峙，经济基础及社会秩序均遭到严重破坏，陷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混乱，正因如此，有些西方历史学家给这个时期贴上了“黑暗”的标签，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然而，与欧洲历史上的黑暗中世纪相比，魏晋南北朝却有着并不“黑暗”、反而特别璀璨的一面，在技术、艺术、思想、文化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正是这些方面的成就孕育了隋唐一统后的大唐气象。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文化艺术有何具体表现？其发展的轨迹和动因如何？丁爱博教授的《六朝文明》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一部以考古材料主导的文明史
《六朝文明》是一部主要以考古材料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明史，正文部分共分十三章：“六朝”“城市与边镇”“建筑”“墓葬建筑”“皇室墓葬”“墓内陈设”“物质文化与艺术”“家具”“服饰”“铠甲和武器”“音乐和乐器”“日常生活”“佛教与道教”，内容广泛，涉及了魏晋南北朝文明的各个方面。这种写作体例与一般的文化史写作方式不同，是以考古优先的原则来安排的，是一种考古学的叙事方式，即根据考古材料的完整性和重要性，按照从城址到墓葬，再到日常生活、艺术、思想等的顺序来叙事。这种叙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作者对考古材料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
作者丁爱博常常自嘲为“椅子上的考古学家”，意指脱离了田野考古的考古学家，但实际上他对中国考古材料的掌握和理解令人惊讶。丁爱博持续数十年追踪中国的考古发现，利用一切机会亲赴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基本保持了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同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国考古资料库。他也因此非常感恩中国考古学家，正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使得他可以用考古材料来撰写一部六朝文明史。以考古材料主导的文明史写作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考古的证据是零散和片面的，要将它们像拼图一样构成一幅历史的图卷而不是资料的堆砌，还需要对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历史学研究成果有着深刻的理解。丁爱博年轻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随陈世骧、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古汉语和历史文献基础，此后数十年钻研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每一部重要史籍，其中文史料功底在西方汉学家中是非常突出的。正是由于对中文史料的熟谙，他在写作中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之中，将两类材料视为同等重要的论据，彼此配合、相互印证，描绘出一幅证据充分、又颇为生动的魏晋南北朝文明史图卷。与他的其他著述相似，这部《六朝文明》基本上是就材料说话，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这点颇具中国史学和考古学的写作风格。
魏晋南北朝的文明形态与统一时期的汉代和唐代都不同，具有从汉文明向唐文明的过渡特征，总体上是汉代传统的延续，但不断有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中西亚异域文明、佛教文明等，经过三百多年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合，最终成就了灿烂的隋唐文明新气象。丁爱博在叙述伊始写下了这样的导语，“当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侣。‘别哭，亲爱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这正是对魏晋南北朝文明的过渡性特征的恰当概括。
为揭示魏晋南北朝文明的过渡性特征，《六朝文明》以“发展”与“变迁”为线索将零散的考古材料贯穿起来，分四个板块进行阐述。一是城市形态的演变。对南北方各中心城市的建设历程和主要遗存作了介绍，虽然没能吸收近些年城市考古的最新成果，但还是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汉唐之间城市形态的演变脉络，准确把握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和礼仪特质，而且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遗迹描绘了曾经生动的城市生活。二是丧葬礼俗的变迁。分阶段和地域叙述了墓葬建筑、墓地设施和墓内陈设，从丧葬礼仪行为的视角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的丧葬文化源流。三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出土器物和图像资料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家具、服饰、食物、交通方式、娱乐等，结合历史文献对南北方的文化差异作了精彩的讨论。四是佛教与道教。认为外来佛教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与思想的影响远大于本土的道教，因此这部分主要是对佛教艺术的讨论，通过佛教造像、寺院和石窟寺遗存考察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对佛教初传中国的路线、佛教艺术的中国化等重要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一提的是，丁爱博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站在“他者”的视角，而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所作的观察，如对佛教、祆教等外来艺术的讨论，并没有强调对中国文化的改变，而是强调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中国化，这点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也足见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是比较深刻的。
著与译之间的学术交往
丁爱博很早就立下了向他的老师薛爱华（EdwardSchafer）看齐的目标，希望能写成一部类似于《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六朝文明专著。现在看来，这部积三十年之力而写成的《六朝文明》达到了他的预期，完全可以与薛爱华的著作媲美，二者称得上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中古文明研究的“双璧”。丁爱博早年求学于华盛顿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又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教学和研究方向一直聚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六朝文明》外，他还撰有《早期中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等重要著作。丁爱博在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持续耕耘六十余载，年逾九十仍笔耕不辍，2019年又主编出版了《剑桥中国史·六朝卷》。他称得上是最懂魏晋南北朝史的外国人之一。
我深知《六朝文明》对丁爱博本人以及对学术界的意义，因此作为译者，我丝毫不敢马虎。翻译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除了要“啃”完600多页的原著外，还要对400多篇考古报告、近50种古代文献的篇名和卷目一一核查，要将历史文献引文还原为通行版本的中文，因此前后竟耗时四年之久。好在我不是一个人在工作，而是一直在与丁爱博合作，每译完一章就发给他审读，返回后再做修改，还有多次面对面讨论，这种工作模式持续数年，因此，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个译本，是我与丁爱博紧密合作的成果。在与丁爱博长达十余年的交往中，我也常常受到他个性的感染，他不仅是一位严谨和勤奋的学者，也是一位温厚谦逊的长者，深具“温良谦恭让”的中国传统美德，不知是因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了熏陶呢，还是因为本来有此美德而投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六朝文明》是对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文明史的记录，但由于是以考古材料为主导的写作，主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淡化了关于思想与信仰、艺术与人文的讨论，而这些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耀眼的文明成就。与汉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文觉醒的时代，对个体的生命与死亡、个性与情感给与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士人的生活方式中，也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当然也体现在今天所见的物质文化遗存中，这一点是我们阅读本书时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作者：李梅田，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3日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