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华中师范大学，树木葳蕤，景色怡人。学子们行走在校园小道上，说笑声在风中飘荡。
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走着看着，突然惊叹一句：“桂子山上的春天实在太好了！”此时，距离武汉解封，刚刚一年时间。
武汉封城期间，刘醒龙与很多作家一样，从未离开战场。他把所有的彷徨、呐喊、忧虑、感动，尽付笔端，化成一篇篇文学作品，抚慰着疫情中人们的内心。
随着疫苗的普及，战胜疫情不再遥远。疫情过后，文学如何呈现这段历史？后疫情时代，怎样创作出像《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那样的经典之作？
这是刘醒龙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的疑惑。日前，在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思索着，也在不断解答着。
“文学的精神意义就是帮助人们对抗恐惧、对抗失望”
刘醒龙把发言的题目定为“伟大的陪伴”。他认为这个题目大致能够概括疫情防控中文学的功用：“文学有多么伟大，这样的陪伴就有多么伟大。”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团火光，一次驰援，一声问候。疫情期间，在湖北，在广东、上海、北京，在全国各地，作家们自觉投入抗疫斗争，记录和传播这场战疫中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
“当疫情来临时，当灾难来临时，人们充满了恐惧，而文学的精神意义就是帮助人们对抗恐惧、对抗失望。”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文学抗疫，目的是让人们重新获得信念，经受考验。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勇回忆了一个难忘的瞬间。疫情期间，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一位年轻人在病床上专心看书的照片走红。当时，他被这一幕深深击中：“我们应该庆幸，人类还能选择阅读，还能通过文学来抵御疾病，还能通过文学与文化去寻找精神避难所。”
文学的根本价值是什么？刘勇将其概括为“无用之用”，“无论是抗疫文学，还是文学抗疫，本质上都是借助文学实现对人类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养，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始终承续的‘文以载道’的文脉，体现了文学对守护人精神世界、构筑人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
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灯火，而人民是文学书写的灵魂。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桫椤观察到，抗疫引发了文学对人本身的重新观照，“在消费社会中，受到商品观念和技术理性挤压的人文价值，应当在文艺实践中被重新唤起。一切文艺创作都应该围绕人性、人道、独立、尊严、激情和理想等进行，偏离了这个方向，文艺将沦落为纯粹的文字游戏”。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经过此次疫情，中国作家更应该深刻认识到自己以及文学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就在历史之中，这是写作的总体性。要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中，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发挥文学的力量，真正为时代写下精神，写下人们正在创造、正在奋斗的面貌。
“从单纯的情绪疏解到综合的理性回望”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取得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而文学书写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文学抗疫走向抗疫文学。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刘波捕捉到这种改变。“从单纯的情绪疏解到综合的理性回望，作家们经历着从即时性的现象呈现到相对立体的专业书写，这一过程也对应了作家们对抗疫文学认知的变化。”刘波说。
《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蔡家园把文学抗疫分为三个阶段：在疫情初发阶段，文学主要是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相当多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就像是轻骑兵，疏解人们心理压力，增强人们抗疫信心；中国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后，作为历史中人，作家可以拿起放大镜和显微镜来观察时代标本，冷静审视和客观记录；今后全球抗疫取得胜利，经过时间的沉淀，作家可以运用望远镜来审视这场疫情，思考和表达将会超越前两个阶段。
疫情防控期间，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也有很多肤浅应景之作。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坦言，翻检数以万计的抗疫诗歌，撼人心魄的精品凤毛麟角，审美功能普遍弱化。“抗疫诗歌的‘井喷’，给人造成一种新诗复兴的感觉，可惜它并非缘于创作本身品位的提升，而是借助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使其有了较为强大的存在感。”罗振亚说。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罗振亚认为有两个：多数诗歌只解决了“贴近”疫情的题材、立场问题，而未注意日常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换与超越，导致了艺术性滑坡。同时，诗人们只耽于物象、事态与情思的贴合，难于进行超越性思考。缺少深刻的理性筋骨做支撑，只是简单肤浅的“应时”“应景”，诗歌自然走向真而肤浅、真而不美的境地。
《芳草》执行主编哨兵也有同感。他说，既然是文学，就要在美学的范畴内来创作。如果写作上事件大于文学，或者只探讨事件，它就不能称为文学。抗疫文学创作是在共性现实中的各自表述，既要看到面临的共同灾难，也要有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效的发现和个人经验的表述。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政表示，前期的抗疫文学作品更多是素材，我们更期待后期的创造。而一旦创造，抗疫与疫情就会在更多更高层次被审美运用，从写实性抗疫文学向形而上思考的审美表达迈进。
“文学的抗疫叙事的灵魂乃是对人性的深度揭示”
抗疫题材，正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增长点。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桂林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抗疫题材文学创作将实现一次大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战题材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故事源泉，这次疫情涉及的国家远远超过二战，可以想见，未来将有一次文化思想创造性成果的集中涌现”。
“文学的抗疫叙事乃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社会对疫情的心理感受和精神指向，以及揭示疫情对人类生命长期影响的种种可能性，它的灵魂乃是对人性的深度揭示，唯有在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命运的展开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疫情对人类文明演化所造成的深远影响。”谭桂林说。
汪政认为，抗疫文学创作应在这些方面着笔：中国的抗疫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必须打通古今文明，寻绎文明旧影，定义文明创新。抗疫精神是中华文明的延续，要从中解读出传统，也要提炼出创新的内容。同时，中国的抗疫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必须打通中西文明，彰显人类文明共性，凸显中国独特价值。
疫情防控已成为当下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关注疫情和抗疫对日常生活的改变以及改变了的日常生活，发现生活新的意义。同时，抗疫是人的抗疫，应该尽快从事件转向人，塑造形象，勘探复杂的人性。最后，中国抗疫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期待多元的解读，更期待这一独特文本的艺术转化。”汪政说。
抗疫文学，呼唤更多精品之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遇春表示，像摄影、美术、音乐这样的艺术样式，比用文字来表达的文学作品更加及时。而产生关于抗疫的重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哪怕是一流作家，都会觉得很有难度，因为存在历史审美距离的问题。
“出精品就要把抗疫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经典的穿越时空的话题。处理好三种关系，很可能会达到更高的艺术层次和思想境界。处理好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的关系；处理好现实关怀与历史视野的关系，既要贴近现实又要把抗疫放在历史纵深中去观照；处理好文化传统和文体传统的关系，在深入挖掘抗疫精神的传统文化源流的同时，用本土的、贴近百姓的形式写作。”李遇春说。（刘江伟）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