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距今久远，但为人乐道。因由无他，秦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影响历二千年而不坠。秦王朝统治虽只有十五年，但秦自立国东进，经历了数百年的努力；秦统一虽推功皇帝及宗庙，但空前成就的取得，包含着功臣勤吏与广大民众的付出。透事见人，由人观史，构成理解这一重要历史的佳径所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著《秦史人物论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考察在秦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增进了我们对秦史与秦文化风貌的认知。
用人物考论构建秦史新图景
人物论评，历代多有。诸君翻检《苏轼文集》，一定对东坡《秦始皇帝论》《韩非论》《论商鞅》《论始皇汉宣李斯》等“论”人短文印象颇深。近代以来的专题人物论评，大家易于联想的或是张恨水《水浒人物论赞》、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这尚属文学人物的集评。其实，人物研究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孟祥才《秦汉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秦汉人物散论续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便是考论有关历史人物的论作，王子今教授此前也出版有《秦汉闻人肖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而专论秦史人物的学术专著，当推本书为第一部。
以人物为论题的著作，因人物及其活动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多使用“散论”语词的书题。本书有所不同，特别是篇章设计与篇序安排，展现作者对秦史的整体把握与深刻思考。全书由25篇文章组成，依时序将秦封诸侯至并兼天下的历程基本涵盖，构建起一部关联主要事件的秦王朝建立史。第一篇选取“秦文公与史敦”，予人满篇新意之感，然作者用心不止于此。《史记》是研究秦史的基本典籍，司马迁所据相关核心史料乃是《秦记》。至于《秦记》的出现，又与秦国第二代君主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存在密切关系。而秦文公问梦的对象史敦，是第一位见诸史籍的秦国史官。理清历史撰述与史官活动，秦史大幕徐徐展开。而第十一、十二篇分论战国后期的白起与郑国。初看毫无关联，如若分析，前者用兵，后者用间。前者反映秦的外部战争，后者呈现秦的内部建设，一个攻出去，一个引进来，农战并重，相辅而成。第二十四、二十五篇考察“避秦商山”的四皓、“秦非吾友”的孔鲋。作为反对秦政的人物，他们的所思所为又代表道家、儒家的态度立场。两篇不仅完好收束全书，而且可与李斯篇对读，以观三家升降。既往历史光束未能充分照及之处，被作者敏锐捕捉，秦史景观更显错落有致。
历史人物的活动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舞台。时间线索之外，作者充分重视与人物相关的地理空间、区域文化、交通路线等要素。商鞅与咸阳、白起与长平、嫪毐与太原郡、吕不韦与河南、赵佗与龙川、四皓与商山等论题设计，反映作者对人物与历史空间关系的洞见体察。
时空一旦确定，人物便登场了。周太史儋见秦献公，预言周秦复合、霸王将出。献公子孝公即位，“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恳切求贤。秦国能否真正崛起？商鞅能否一展所学？邦国命运与个人命运在此刻汇聚。孝公时，秦都自西徂东，已由林牧带进入农耕区的边缘。商鞅把握住秦国发展的关键方向，变法以“垦草”为第一令。至于迁都咸阳，更使秦都复由边缘而进至农耕区的中心。荀子云“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正肇端于此。而一统后，秦焚灭《诗》《书》，追求功用，又引发关东士人“秦非吾友”的普遍对立。待陈胜奋臂一呼，揭竿反秦，向称“吾为无用之学”的孔子后人孔鲋竟抱礼器往归，不惜惧死陈下。在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一介书生令人敬重地书写出自身积极有为、决然不悔的心声。
由个体描摹追寻秦史大问题
作为谨严的学术著作，本书所论，多富创见，下援举数例，并略作补证。
秦武王与力士。《史记》卷五《秦本纪》云“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作者分析早期“力士”故事，指出秦史所记“力士”的事迹最为密集，凸显秦文化中的“尚力”“恃力”传统。作者既细心留意“对于‘力士’文化局限乃至‘尚力’文化倾向之是非的认识，也较早见于秦人言论文字或在成书于秦的论著中发表”，同时又给予历史性的分析，“秦政的‘尚力’风格，在奖励‘力耕’方面也有突出体现”，“‘力士’之徒地位的上升和影响的扩大，是在‘诸侯以力征相尚’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历史现象”。有趣的是，我们发现秦“力士”的历史命运并不相同，活跃阶段也不限于武王一世。如任鄙在昭襄王时期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史记》卷五《秦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记秦对外攻战，于昭襄王十三年条下特录“任鄙为汉中守”。这一略显突兀记录，意味深长。魏冉为相之始，实际举用了两位重要武将：白起、任鄙。白起负责对三晋的战事，主攻；任鄙负责对楚的防御，主守。这与魏冉主政初期“攻晋备楚”的战略，息息相关。昭襄王十九年（前288），有关篇章又特录“任鄙卒”，除人物著名之外，汉中备守的重要，显然更是主因。马非百《秦集史》说“大抵当日秦国情形，每一执政当国时，必各有其自己所最亲信之人为之将。如魏冉为相，则任举白起为将”，所论精当，唯白起下似可补一任鄙。
郑国渠的命名。作为秦国在统一前夕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郑国渠名闻天下。而作者独辟蹊径，恰恰关注命名。本书提示“以设计、规划、组织者的姓名命名工程，‘郑国渠’有始创的意义”。作者进而分析“因命曰”三字的表述，推知命名“应当是秦国执政当局”，“体现了秦始皇的行政风格”。这为认识秦文化的特征，提供了新鲜又别样的例据。我们还注意到，《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云“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秦之好兴事”一语，同样不宜忽略。《初学记》卷六《泾水第九》引《史记》曰“韩闻秦之好兴利”。《长短经·七雄略》注“韩惠王闻秦好事”。从后者注引省略“兴”而存“事”字，原作“兴事”，含义与“兴利”通。《礼记·王制》“司空执度度地……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兴”为“作”义，指兴建土木之事。战国时期，秦较他国尤为重视土木、水利建设，兴建工程设施较多。秦重视实用之学，关注技术因素，以及统一后修筑多种大型工程，由此可以获得新的启示。
抑商与秦地商贾。作者考察秦史上的著名商人，实际关切到商鞅是否压抑商贾，“抑商”是否是秦经济政策的核心等重大问题。本书提示“‘抑商’政策在秦行政方针中其实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抑商’曾经是‘重农’的辅助策略，其力度远不如汉初刘邦时代强劲。秦的‘市’曾经相当繁荣”，予人启迪。我们认为，商鞅及其学派承认农、商各有功用，反对的主要是弃农从商。《商君书·弱民》云“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考虑到秦向来重视对国有资源及官府手工业的掌控，所批评的“商贾之士”或偏重个体经营群体。而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岳麓书院藏秦简都发现了《关市律》，说明秦注重对商贾的管理及控制，而非压抑。
刘统曾说“历史中最生动的是人物，人物最生动的情节来自关键时刻”。商鞅、宣太后、甘罗、白起、郑国、吕不韦、始皇帝、李斯、赵佗、孔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个人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重要选择，开展了积极实践，共同绘写出秦史的斑斓画卷。二千年前，太史公发掘纪传体之优长，通古今之变。今学人细加考论，拭去旧尘，重彰往昔人物的风采。（作者：孙闻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5日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