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长期以来，在我国许多行业的重要岗位上，涌现出一批可敬可爱的优秀社科工作者。他们爱岗敬业、默默耕耘，在各自岗位上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即日起，本报推出《优秀社科工作者》专栏，讲述十位不同领域优秀社科工作者追逐梦想、接续奋斗的动人故事。

今年4月，袁行霈先生迎来了85岁生日，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袁行霈文集》出版了。十卷本的《文集》收录了袁行霈独立撰写的多部学术著作、诗词、随笔、小品文。然而，这部凝结了袁行霈数十年学术心血的《文集》却并没有一张作者像，“这在文集类出版物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稀有。”参与《文集》出版座谈会的一位资深出版人评价。

“常怀感激之心，常存谦素之意”，这位早已在中国古典文史研究领域名满天下的学者，时常这样提醒自己。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袁行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然而，他一直强调的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

1995年，袁行霈接受教育部的任务，准备主编一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人学者都做过大量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各大学中文系也都沿用着几部经典的文学史教材。怎样方能“守正出新”？袁行霈在主编这本教材时，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的理论和“三古七段”的文学史分期。

他认为，文学本位，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而不是社会或政治的图解；史学思维，是要写出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是作家、作品论的汇集；文化学视角，是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将文学史放到文化的大格局中研究。对于文学史的分期，袁行霈打破了按朝代更替分期的方法，他认为，朝代更替不过是政权变更，不一定能引起文学划时代的变化。袁行霈希望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不仅能承担教材的功能，而且是一部过硬的学术著作，要站在学术的前沿。

2009年，袁行霈提出了“新编新注十三经”的想法。所谓新编，他认为传统的“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经”，道、法、墨、兵等诸子思想均未列其中，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去汲取各家之精华——以此思想，“新编新注十三经”保留了部分传统“十三经”的儒家经典，增加了《老子》《庄子》《墨子》《孙子》《荀子》《韩非子》；所谓新注，袁行霈认为，要利用更多的出土文献和传世善本，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或以新材料，或以新方法，或以新观点，对传统经书作出新解释，集中展现新时代的经学研究成果。

袁行霈常说，做学问一定要有格局、眼光、胸襟和气象，要从更广阔的背景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好的学者应该能将“纵通”和“横通”结合起来，博采众长，独辟蹊径。

将师生间的切磋琢磨视为乐事

袁行霈的课堂一直是北大的一道“风景线”——他的课堂从来不用担心出勤率，因为座位上坐满了人，过道、讲台边甚至窗户外都站满了人。袁行霈在《精神的魅力》（1988）一书中这样写道：“教室里坐满了我的学生，一双双眼睛投出渴求知识的光，集中在我身上，使我兴奋、喜悦、感激……一向寡言的我，竟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连串自己也觉得新鲜的话语。”

师生间的切磋琢磨，一直被袁行霈视为乐事。在他写给学生博士论文出版的序言中，曾详细记录了与同学们讨论的场景，“斗室中六七人促膝而坐，逐条研讨，往复辩难，于一字一句一典故一名物亦不敢苟且”。袁行霈很喜欢陶渊明的一句诗：“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他认为教书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快乐，有了心得可以跟学生们分享，学生们再提问启发新的思路，这样的教学相长，让他始终“享乐”其中。

“厚道”是袁行霈对自己的要求，他也希望学生们注重道德品行的砥砺。在回忆人生经历时，他认为书斋之外的“辛苦遭逢”同样是人生的财富。下过农村、去过煤矿、经历过干校和人民公社，在一米高的矿道里，袁行霈连续8个小时弯着腰干活，“手握一把大铁锹，在井下彼此的脸都被煤屑熏黑了”，在这些艰苦环境下,袁行霈坚持着他的学术追求，也让他与工人、农民交了朋友，成了贴心人。他将斋堂人民公社农民为他熬的棒子渣粥称为“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他也常常告诫学生们一定不能“忘本”，是农民的汗水浇灌了中华大地。

袁行霈的学生曹胜高回忆过一件小事，有一次讨论课后，一位旁听的学生讲起自己在北京的遭遇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可能蓄积得太久，他竟讲了将近45分钟。曹胜高考虑到袁行霈下面还有别的活动，几次试图提醒，但袁行霈依然平静地听着，示意不要打断。“在送先生回家的路上，先生对我说，要听人家把话说完。从此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自己再忙，也要认真听完对方的话。”

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袁行霈就是这样一位桃李天下的厚道人师。

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进入北大西门，穿过校友桥，右手边古色古香的建筑便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北大国际汉学家研究基地的所在地——大雅堂。袁行霈以班固《西都赋》中“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的典故，为此楼取名。

1992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前身）成立，2009年国际汉学家研究基地成立，袁行霈主持两个机构的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大量工作。袁行霈认为，尽管中华文明并不算是起源最早的文明，但却是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袁行霈发表了演说——“文明的馈赠”，他希望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是“文明的自主、馈赠”，是“多元文明的繁荣”。

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四位北大教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可以被视为是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阐释”与“馈赠”。这是一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著作，既没有脱离各门专史，又力求对中华文明的演进作出总体性的概括和描述。172万字的《中华文明史》目前已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塞尔维亚文等多语种出版，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作。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袁行霈依然对中华文明的传播工作充满热忱。2019年，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主持的《中华文明传播史》项目启动，项目将覆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制度、语言、科技、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旨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背景下，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推广提供借鉴经验。

走进书斋，袁行霈是书卷气息很浓的文人，诗意盎然，温厚清雅。诗意的人生是他追求的生活方式，但书斋亦不会困囿住他。袁行霈始终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传播不遗余力地奔走，倾尽了全部智慧，也团结起众多的“同道中人”。

把每一步都踏得厚实，袁行霈仍在前行。（韩芳）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0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