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男孩学会勇敢和担当，让女孩走向独立和高贵。
您的职业是地质勘探工程师，请问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创作动物小说的？
答：我长期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区和北部的荒原山区生活工作，和很多野生动物，比如野牦牛、狼、棕熊、雪豹、青羊，羚羊、马鹿、藏野驴、猞猁和各种狐狸、多种鸟类有过近距离接触，时间久了，对它们的习性有所了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书本之外的一些认识，逐渐便产生了写写它们的念头。第一次触及我写动物小说的念头的是我在祁连山里碰到过一头马鹿，它因为基因变异，皮毛是白色的，所以被鹿群驱逐，只能在人类的村庄边靠着人类的施舍生活。这只白鹿长期缺乏旷野生活的历练，体质较弱，后来在一次意外受伤后潸然离世。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很沉重，激发起强烈的创作冲动，这就是《白鹿》，基本算是我走上动物小说的起点。
在开展地质调查时，您可以跟西部的大自然亲密接触，这样的工作经历给您的小说带来了哪些滋养？请您介绍下新作《拥抱大象》的亮点。
答：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也不能例外。
我长期生活、工作在祖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和华北，虽然也在南方多地工作生活过，但很少写那些地方的故事。某个地区的短时间经历通常只能看到当地文化的表象，其体验写写诗歌散文随笔杂谈游记尚可，写长篇小说还是有一定难度，除非作者对一陌生之地有了充沛的情感活动，则可另当别论了。
2021年6月的一天，云南晨光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关注到一群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一带的大象长距离向北移动的消息。我说注意到了。她又问，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关于大象的书？
我却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此前，我多次去过云南很多地方，但并未见过野生大象，对当地民风民俗也不过是有些粗浅的见闻，但要写一本关于云南大象的书的念头却早已在心里扎根，且做过漫长而充足的准备。
2018年11月28日，一早打开手机，就收到女儿的问候。我当即就笑了，小家伙又想借机蹭一顿美餐了。
那天是我的阳历生日。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通常过阴历生日。女儿逐渐长大，为了让平淡的日子多一些喜庆色彩，她每年要给我过两次生日。
我一边翻着手机，一边和妻子筹划着晚上去什么地方请女儿吃饭时，却在一个动物研究者的朋友圈里看到一条消息：上海动物园一头名叫版纳的大象三天前去世了。
在中国，关注大象的人，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版纳。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它的故事。
1971年，上海动物园经有关部门同意去云南捕捉到一头七岁左右的小象。这就是版纳。此事后来被拍成电影，改编成了小人书等多种文艺作品。我就是通过电影和小人书了解到版纳的故事的。
成年后，我多次去过上海，多次计划去动物园看看版纳，均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不想，这一愿望就此破灭。
版纳到上海不久，和一头来自北京的公象八莫结婚，46年来生育了八个子女，为上海动物园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本身也成为很多上海人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孩子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可爱的小名，象鼻头。
可文章的一个细节却令我潸然泪下——版纳自从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再也没有躺下来休息过，仅仅在2017年的一天因伤病而摔倒过。
大象体重太大，足部承受的压力很大，通常都需要修脚，因此它们总是躺着睡觉。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版纳是被人从妈妈身边强行带走的，所以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遭受自己的命运而采取的堤防措施。
长期保持站立姿态，版纳腿部关节和脚掌受到严重伤害。
据当地村民说，版纳刚被抓捕的那些天，连续多个夜晚都能听到一头母象在森林里凄厉地悲号。多方数据显示，那正是人象关系恶化的转折点。
我冲动地打开电脑，查阅了大量关于版纳的资料，当天便拿出框架，起好了书名：《终身站立》。
此后多年，我潜心收集关于大象的信息，去云南多地考察，列出了详细提纲，静待时机。这群大象的北移，点燃了我蓄积已久的创作之火。
2021年6月，我在先期采访了亚洲象研究和大象北移处置小组的专家后，和几个编辑从昆明驱车一路沿短鼻家族的北移路线调研，抵达西双版纳后，又反向顺着它们的足迹扎扎实实地走了一遍，采访了更多的大象专家，先后去了曼掌村，大象食堂，香烟箐等多个地方，现场考察观象塔，防象小学，获得了很多大象活动的遗迹，走访了很多当地村民，听他们讲述他们和大象的故事。
尤其值得记录的是，一天下午，我们在山里一个茶园中看到很多大象留下的新鲜足印和粪便。我们正准备撤离，同一个山头的不远处突然出现了几头大象的身影。大象早就发现了我们，它们侧着身体，安静地站在原地，硕壮的身体在夕阳里闪着砖红色的光，如同几块巨大的花岗石。
我们一时忘记了恐惧，在相距三四十米的地方对着它们拍照。或许是大象太过安静，我们得寸进尺又向前走了几步。大象终于失去耐心，焦躁地呼扇了几下蒲扇样的耳朵，转过身，扬起鼻子，在空中做了几个勾手让我们过去的示意，随后咆哮一声，朝我们走来。我们仓皇撤退。
它们的步伐很慢，但速度奇快。我们没跑出多远，它们已经站在我们刚才的位置上了。领头的是一头成年大象，它的体型简直就像一列恐怖的火车头，大半个天空都被它遮蔽，光线瞬时暗淡下来，叫声也如老式火车那样低沉而高亢，足以把大地撕开一个口子。
我们疯了似的逃跑，途中，我和一个编辑还被茶树绊倒，受了些小伤。
所幸，大象见我们不是来攻击它们，而且已经主动撤退，因此没有真正放开追击。大象的奔跑速度可达每秒九米，而且持续奔跑的能力极强，即便是面对博尔特那种飞人，它只要想追，你就甭想逃脱。
那惊魂一刻让我们生出了死里逃生的惊喜，当晚兴奋得难以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离开，在公路边再度遇到一群大象，估计有二十来头。隔着一片田野和一条河流，大象们悠闲地行进着，不时还停下来，彼此游戏打闹一番。一头小象上坡时摔了个跟头，它的妈妈站在一边看着它，它爬起身，上了坡，继续往前走，母象密切地跟在身后。没有哪头大象朝我们这边哪怕只是瞟上一眼，好像我们分别在各自的家里，互不相干。
考察结束回到北京，我又收集查阅了大量云南民俗民风和大象的资料，将原来的提纲进行了天翻地覆的修改，确定了新的书名《拥抱大象》，开始了创作。
最初的写作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写作过程中，那群大象几乎每天都还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个问题干扰着我的思路——
大象到底有什么生态意义？
我密切关注着专家的各种答复，似乎都不太满意。这严重困扰着我的创作进程。看看交稿的日期就要到了，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
文学创作最忌主题先行，但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写作本身也将无法成立。忽然有一天，我凝滞的大脑闪过一阵波涛，一个截然相反的问题澎湃而出，人到底有什么生态意义？
刹那间，眼前豁然开朗。
地球从最初形成到现在大约46亿年了，大象和很多动物都在地球上生活了千百万年，鳄鱼等有些物种甚至已经繁衍生息了上亿年，而人类的生物史不过百万来年，文明史仅仅万年左右。可是，每当我们谈论动植物的时候，最常使用的词汇就是“益虫异兽”或“有益的植物”，相对应的自然是“害虫害兽”或“杂草和有害植物”了。
有一次，我在讲座中说，地球是我们和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一个小读者问：也是蚊子的吗？
我反问：假设地球上的蚊子灭绝了，会是什么后果？
答案非常简单：食物链是环状的，如果蚊子灭绝了，所有的生物可能就灭绝了。因为很多动物以蚊子为生，而有些动物以吃蚊子的动物为生。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立场，正是大自然遭受厄运的根本动力之一。
地球46亿年来的演化史中，已经有无数的物种灭绝了，但那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任何自然进化的灭失都伴随着更高一级生物的诞生。科学统计数据显现，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生物灭绝速度和数量远超自然演化过程，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面临生态压力的重要原因。
自然演化的灭绝是谋求新生，人为破坏的灭绝则是灾难。无论从自然规律还是人类法则来讲，施害者必然是灾难最终的承受者。一如我在一首诗中所说：
没有人能杀死一条河流
河流可能会干涸
死亡的一定是凶手
科学研究证实，距今一万年前，地球上大约有10种大象，广泛分布于五大洲，如今只剩下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这一现象恰好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吻合。也就是说，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大象，或者说长鼻目的衰退，而不是相反。这一结论大概还能用在很多别的物种身上。
读者们可能都听说过黄河象，以及曹冲称象的故事。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大象曾经几乎遍布中国各地，4000年前的北京就有大象的足迹，如今只在云南有它们的身影。
短鼻家族的北移一度被认为是离家出走。大象没有固定生活区域，它们是动物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短鼻家族此次北移，更多的恐怕是回家的味道。它们的北移，说明在云南，在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它们用行动见证着中国近年来生态保护取得的成绩。我在采风中，领略了云南优美奇崛丰富的自然景观，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大象的热爱甚至崇拜。
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也支撑我的结论：近年来，云南的野生大象已经由1980年代的一百多头发展到今天的三百多头，栖息地也从曾经的碎片化变得完整，特别是大象食堂和大象走廊的建设，为野象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并非单纯人的退让。采访中，我也听到很多人象冲突的故事，有些村民因家里遭受过大象的袭击而对大象有所抱怨。我曾问过专家这样一句话：大象数量最终达到多少才是故事的终点？
专家没有正面回答。我也知道，目前这个问题可能还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甚至永远也不会有。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保护成效日渐显著，一些一度濒危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其中不乏老虎、豹子、野猪等猛兽。后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已摆在眼前。问题虽严峻而棘手，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与大自然相“象”而行，万千生灵都会成为相互有益的朋友。随着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越发深入、科学，我们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和手段会充足而有效，这些问题自会迎刃而解。那时，任何动物，包括一些人，想靠着“出走”而成名的梦想将会破灭，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出现野生动物会因成为常态而失去新闻价值。
傣语里澜沧江的含义是“百万大象之江”。在云南，无论宗教还是世俗生活场景，大象的故事和形象随处可见，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里，人象之间虽然偶有冲突，但始终相克相生，相互依存。
我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发生地叫澜掌箐，旨在暗示，这片土地过去是，未来依然是亚洲象的家，同时也是我们和众多生物的家。说透了，这里是“咱的家”。
本书题为《拥抱大象》。也许有的读者会质疑，人类那么小，大象那么大，我们怎么拥抱大象呢？
我想说，如果我们连拥抱大象的胸怀都没有，还奢谈什么拥抱自然，拥抱地球，拥抱宇宙？
每个物种都是其它所有物种的生态底线。这便是万物存在的生态意义。
从《第十四对肋骨》、《白鹿》到《鸣鹤》、《拥抱大象》，您笔下的草原动物主角越来越多，视野也从西北到了东北、西南，作品中流露出对动物和自然的强烈关怀，一系列作品下来，您对动物小说创作有了哪些更深的认识？
答：从功用角度来讲，文学创作是很严肃的事，因为她涉及人的思想灵魂，这是我们作为智慧生命的立身之本；从技术层面讲，是个对创新要求很高的事，不像我平时从事的工作，可以利用成熟的技术批量复制、生产。这一系列作品写下来，我越来越觉得，动物小说有别于普通的传奇小说，更有别于传统的自然文学，她应该是建立在平等视角下对整个大地苍生的书写，给读者以心灵的滋养和思想的启迪。在写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她像我们人体一样，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引发全身性的病症，严重时会威胁生命。我始终认为，人类和万物都只是大自然的众多孩子的一个，或者说是地球的某个器官。器官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事情都有代价，我们现在多数时候在谈保护动物，而我想说，我们更多的需要保护自己，因为我们对任何别的动物的过分伤害，最终都会通过地球这个生命体传导到我们身上。我不否认个体之间的矛盾，但我认为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统一。比如，凶猛的野生动物肯定会对人构成威胁，但人类和动物之间其实谁也离不开谁，比如，在本书里，我就写了人和棕熊在相互伤害的同时，也最终需要相互帮助才能获得拯救。
我还想结合本次对整个人类都造成巨大伤害的新冠疫情谈谈我的自然观。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是极其脆弱，包括貌似强大的人类。任何针对大自然的破坏，其代价都远大于获得的利润。实际上，大自然根本无需采取我在《冰崩》里说的那种极端措施，只要把温度升高那么一点点，或者降低那么一点点，对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物都是毁灭性的。爱护自然，已刻不容缓。
您创作中的素材主要来自哪些方面？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各扮演怎样的角色？
答：我的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生活本身，图书和图书馆更多是在技术层面为我提供了给养。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大量的阅读是我吸取艺术养分，了解社会和自然的重要窗口。我的众多业余时间不是在写作，就是在阅读。透露一个数据，我每年的阅读量应该都在1000万字以上。
您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如何为小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丰富其精神世界，增强其精神力量？对您而言，如何把自己在祁连山地区不经意间的触动传达给小读者，引导他们从中感受真善美？
答：我始终认为，人的营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普通的物质营养，二是精神营养。儿童的心灵是纯净的，阅读对孩子来说，就像长身体需要吃饭一样，否则就会营养不良，而要是吃到了变质或有害的食物，则会伤害到孩子的心灵。身体受伤看看医生可能就能解决，心灵要是遭到污染，有时候会毁了一个人。毁灭一个人心灵，有时候对整个人类造成的伤害会远远大于毁灭一个人的生命。因此我写作时始终秉持两个原则：纯净和深刻。我不赞同儿童文学就应该是幼稚的，我以为，深刻性对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其思考问题所必须要面对的原则。事实也证明了，只有那些深刻的作品，才会给孩子们带来启迪，形成积极影响，为他们提供力量。
前几年，我会刻意地注意方便孩子阅读，特别是需要运用一些有关社会学或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会增加一些科普性说明。近些年，我总结得到的小读者的反馈发现，孩子们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思考能力、接受能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有些地方甚至比一些大人还强，比如想象力、感受力，尤其是他们拥有比成年人敏锐的心灵感知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回首自己的童年就会得到印证。因此，我目前更多的是在用故事说话，并大胆地像成人文学那样留白，将活生生的自然呈现给读者，让孩子们在阅读中获得自己的真善美的体验，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
作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一员，您对于作品“走出去”是怎么考虑的？动物小说在“走出去”方面有没有优势，您认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答：写作是件很个性化的事，只有当一个个富有自己鲜明艺术特征和思想特质的作家走出去了，中国文学才真正实现了走出去。
我个人以为，中国作家走出去应该具备这样四个要素：一是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那些饱含我们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文化特点的作品，才可能被世界接受，因此，中国作家要增强文化自信，更多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二是要生动深刻地反应我们的现实生活。如今，尽管大家都在说全球化，但可能忽略了国外读者对中国现实真相的了解还有很大不足，甚至存在很大程度的误读，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使得国外读者在这方面的需求应该很强劲，这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优势。文学相对新闻作品来说，因为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及更强的情感渗透能力，更易于被人接受，作家们应当抓住这一机遇。三是要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古现代文学总体来说是舶来品，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众多的艺术风格和新的思想潮流已经融入到我们中国作家的血液之中，和中国传统文学结合后，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但目前看，部分作品的“翻译腔”并未完全消失，我们还是要从传统文学中寻找和西方艺术表现手法的契合点，形成中国作家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增强吸引力；第四就是对生活要有独立的思考，这样才有新的力量，别人才会有了解你的兴趣，而不应该屈服于市场，更不能一味地满足读者的口味，要敢于坚持个性。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的动物小说还是有很强的优势的，因为即便从全球文学史来看，真正的动物小说并不是很多，很多实际上是一种“宠物文学”或“幻想文学”。而中国当下的动物小说作品还是比较丰富的。有写实的，有传奇的，有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也有从科普角度出发的。就我个人的视野评判，当下中国的动物小说在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上的丰富性应该是可以和其它国家的同类型作家平等对话的。我们走出去的困难主要可能还在如下几点：一是汉语的对外翻译问题。这一点对动物小说作家来说显得尤其致命，因为动物小说往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这毋庸置疑会增加翻译的难度；二是国外部分读者对中国作家的作品抱有一定偏见，真正静下心来阅读中国作家作品的读者还比较少，外生推广力量总体较弱，还需要探索培养读者的新的渠道和方式；三是有关部门在作家的对外推广上还需要在突出重点的同时，注重广度，特别是在动物小说，或者自然文学方面，可以采取集体推出，选择不同风格和题材的作品组合译介，从而达到个体突破并最终带动整体突围的目的。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同样也是为了给全球读者提供向上的精神力量，实现作家自身的写作目标，呈现我们民族的良好精神风貌，而不是满足国外读者的猎奇心里。因此，我强烈反对那些以出卖丑陋，甚至不惜制造“伪民俗”，滥造各种“假、丑、恶”的故事来博取眼球的行为。那其实不是走出去，而是自毁形象，国外的严肃读者也会鄙视这样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无法达到“慰藉灵魂、启迪心智、获取知识、娱乐生活”的目的。
近年来你的科幻作品也很多，《终极恐龙》、《高原水怪》、《来自外太空的茉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能谈谈您对科幻文学的个人见解吗？
我的文学创作和我的工作密不可分。作为一个地质工程师，有很多地质现象需要用假设去解决。当然，这种假设必须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的。这其实也是地质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大地构造理论中的板块理论，槽台学说等，都带有很强的假说性质，同时又有大量的科学依据可以证实这些理论的实用性。
正是这一工作思维形成的习惯，我个人把科幻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科学的幻想文学，二是通过幻想来解决科学问题的文学。前者科学只是其所依托的基础，本质更偏重幻想。这类科幻可能就是所谓的软科幻。第二种则凸显了作家试图通过幻想来解决现实中科学难题的努力。
第二类，或所谓的“硬核”科幻。我又将其细分为两个亚类。第一亚类是传统的，面向未来的科幻。例如儒勒·凡尔纳。此类科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作家总是希望自己对未来的假设是正确的，可以实现的，因此需要丰富而实用的科学知识。第二亚类则是面相过去，比如，地球是怎么形成的，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目前地球上很多事物，包括我们人类本身，都存在很多很多没有解决的过去的问题，比如，人是怎么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在我们的进化史上又发生过哪些关键性的事件？
硬核科幻除了具备小说的基本特征外，其所包含的科学内容也应该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而不是普通的，人尽皆知的科普性质的，而且必须是作者进行了独立的科学思考的结果，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科幻小说除了要讲故事，挖掘人性，关注内心，还要培养读者的科学兴趣，引发读者探索未知世界，激发其在科学研究上的激情，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假设性的探索方向，最终落脚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上。
第二亚类的作品好像还比较少，我个人目前的努力方向偏重于此。第一个亚类我也有很多设想，未来会做这方面的尝试。
儿童有儿童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儿童也有儿童的知识界限和兴趣方向。我个人以为，科幻文学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科幻，包括所谓的硬核科幻，也必须是用文学的方式表现的科学幻想的故事。否则就是科学假说或科普著作，而不是科幻文学。第三，关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一定争议，比如，那些适合孩子阅读，并未引入儿童视角的作品，算儿童文学吗？这一点，在科幻文学里会愈发复杂。例如，什么样的科学知识适合给孩子普及？这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孩子能够介入的科学实验，科学研究、知识领域、科技创新是极其有限的，这是由于他们的知识储备决定的，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却是无限的。这种情况下，强行带入儿童视角，不仅可能降低作品的科学性，还可能降低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致使这一严肃的文学门类陷入说教化、娱乐化。成人不能低估孩子的阅读力、理解力和接受能力，特别是科幻文学，更要鼓励开放的思维，释放更大的思想自由度和科学想象空间。某些儿童文学理论为儿童文学这个艺术形式设置了太多禁忌。这些禁忌，没有客观对待儿童认知的需求和能力，并试图对社会现实状况的某些方面做选择性失明，甚至伪饰，这会束缚作家的创作热情，削弱其创新能力，降低儿童文学的冲击力。相对姚海军老师含蓄的说法，我觉得在科幻中划分出儿童科幻和成人科幻难度更大。科幻艺术有着与生俱来的儿童属性，就像儿童的大脑和思维方式先天就具有超常规的幻想性，非理性性，无逻辑性等。打着儿童不宜的幌子，可能会违背老少咸宜的艺术标准，在纯净中追求深刻，是一个作家应当坚守的原则之一。
《终极恐龙》、《高原水怪》和《来自外太空的茉莉》这些科幻，我本意是写一部成长小说。一个少年，偶然接触到某个学科，对此产生浓烈兴趣，最终将其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意在提倡一种健康的人生追求，虽然有些理想化，但我认为理想化，其实是儿童读物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儿童的重要特征之一；小说里大量的奇遇，惊险场景，则意在增强作品的传奇色彩，引发阅读兴趣。当然，这本书还有另一层隐喻，进化是不可逆的，新生力量的长成势必会引发正常的新老更替，消亡其实是一种新生。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让那条神奇的大鱼最终消失的原因，而近乎无厘头式的开放式结尾，则想告诉孩子们，世界的奇妙远超我们的想象，尽情观察、探索身边的世界吧，放心大胆地追逐梦想，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我强调一下我对硬核科幻目的的理解：硬核科幻应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运用一定的科学可考性或某种程度的可验证性，构建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对某个事件、事物的过去或未来做出科学过程的假象，引起读者的科学兴趣，激发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实现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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