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日，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从此精神障碍患者权益有了专门法律的保护。

而就在这部法律实施后的第6天，上海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把某精神病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哥哥告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被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该当事人徐某的精神病史要从1997年说起，其中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1989年，他到澳大利亚打工，一直待到了1997年到移民局申请永久居留时精神状况出现异常，那时他总觉得有人在骂他，并且怀疑被人跟踪。

2000年，徐某被遣送回国，回家之后他的状况并没得到缓解，坚称有人跟他从澳大利亚回国，并出现无故乱发脾气、打人骂人的症状。2001年12月，徐某住进某精神卫生中心，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治疗一段时间后顺利出院。

谁知不久后徐某病情复发，而且更加严重。无奈之下，2003年，他再次被送入了某精神病康复院，这一“关”就是14年。在此期间，他多次要求出院，甚至为此起诉到法院。

2012年，徐某称他病情已经稳定，要求出院。为此，他还找到了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如今的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要求做鉴定，接手此案的是法医张钦廷。

张钦廷检查后发现，徐某的精神分裂症仍有残存症状。“他说自己有时候还是能听到异样声音。”张钦廷向记者回忆说，结合徐某当时可以获批独立坐地铁外出等情形，判断其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徐某因此未能出院。

2013年，也就是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的第6天，徐某再次提出出院要求，并且直接起诉到法院。2014年6月，某鉴定机构判断徐某“精神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然而遗憾的是，一审、二审法院均未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再审也被驳回，徐某出院的愿望再次落空。

时间来到了2017年，徐某母亲再次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告徐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此执着的坚持让法院格外重视，法官找到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委托法医对他进行精神鉴定。

而这次接手的法医又恰恰是张钦廷。第二次接触徐某，张钦廷感受到了他与几年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

“患精神分裂症的人症状很明显，一看就知道状态不对，5年前给他做鉴定时，不论对他的陈述，还是我们之间的交流，都能作出清晰判断。”张钦廷告诉记者。

“2017年时他已经有正常的生活能力，他要起诉，要找律师，都是自己在微信上联系的；而且后面的鉴定费，也是他用支付宝付的。”张钦廷回忆说。

当然，单凭这一点，张钦廷还无法判断徐某的真实情况。他先查看了徐某的过往病史，对病史进行摘要、梳理；又找到徐某的监护人——他的哥哥了解情况。

要知道，徐某的哥哥一直反对他出院。“他哥哥告诉我们，住院前他有很多冲动行为，甚至拿刀砍人！而且他病情曾经反复，所以不敢让他出院，害怕意外发生……”

考虑到过往病史，徐某哥哥的担心也是情有可原。但精神分裂症患者并非没有康复的可能，如果因为这样的担忧将其永远关在精神病院，那么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又怎能得到维护？精神卫生法也难以落地见效。

在法官的陪同下，张钦廷等法医来到精神病康复院，和徐某进行面对面交谈。这一次交谈，让鉴定人认定，徐某已经康复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且结合他的说法和医院的记录，幻听、妄想的症状都已消失了，他还跟我说了出院后的人生规划，很有条理性。”张钦廷说。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发出了那份改变徐某人生轨迹的鉴定意见书：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经长期治疗，规律服药，目前病情缓解，能良好地辨认有关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也能完整、正确地作出意思表示，并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法院经过审理，宣告徐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8月，徐某办理了出院手续，终于走出住了14年的精神病院。

作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这个案子在法医的帮助下圆满落幕。不过张钦廷表示，这个鉴定意见只是针对“目前”状况。“如果出院之后不坚持吃药，也是有可能复发的。”张钦廷说，但法医的鉴定并不基于“可能发生的事”，而是基于目前掌握的证据。

在谈到精神鉴定的内在规律和鉴定技巧时，张钦廷说起了另一个假装精神病的案子，此人坚称自己存在幻听症状。当时张钦廷就问他：“你是左耳朵听到的，还是右耳朵听到的？”

对方回答：“左耳朵”。

“正常来讲，你怎么可能是单只耳朵听见声音呢？这明显是故意说谎！”张钦廷有点哭笑不得。

此外，还有人为了混淆视听，故意说“打足球”“踢篮球”这样逻辑不通的话来迷惑法医，“的确，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毫无逻辑，但是我们是要看组合症状的，不是说你这么简单一句话，就能骗得了我们。”

作为科室的主任法医师，张钦廷有19年的鉴定经验。他的一双慧眼确能看透各种“迷惑”行为。“我们的鉴定是需要实打实的证据来说话的，而非谎言，所以要想拿精神病来混淆视听没那么容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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