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天降大雨，有人觉得“天公不作美”，有人却觉得是“天赐良机”。据媒体报道，6月16日，河南开封大雨致很多路面积水严重，许多车辆的车牌被水冲掉，一些人打起捡车牌卖钱的主意。他们在积水中寻找车牌，每找到一个便要价100元-200元。一位车主说：“他们这种行为属于敲诈，我车牌刚被冲掉准备下来捡，就被他们捡走了。”但因赶时间，大部分车主还是付钱“买回了”车牌。

暴雨过后，在积水中捞车牌索要报酬的事屡见不鲜，虽然行为并不光彩，依然不乏有人将这当成一种从天而降的买卖。有人觉得，捡车牌的人花费了时间、付出了劳动，索要报酬也算是“劳动所得”；有人则觉得，“挟牌要价”属于趁人之危、敲诈勒索。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却始终没有定论。当道德评判无法裁决的时候，不妨来看一下法律怎么说。

《物权法》关于遗失物处理有两点规定：一是“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二是“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显而易见，法律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捡东西的人先归还遗失物，丢东西的人再支付“必要费用”。两者之间，是存在先后顺序、因果联系的。

捡到的东西要还，这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更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必要费用”是多少。“挟牌要价”的荒诞之处在于，捡东西的人在一开始就预设了心理价位，不仅以此为目标搜寻遗失物，还以此来决定是否物归原主。如果说“狮子大张口”有悖道德，那么，拒不归还遗失物则是一个法律问题：说轻一点，属于隐匿他人财物；说重一点，则属于不当得利，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在物归原主的基础上，丢东西的人要对捡东西的人表示感谢，这既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也是挟牌要价自视“劳动所得”的基础。法律之所以强调“必要费用”，显然是因为有些费用“不必要”。挟牌要价事件中，不少人对“劳动所得”似乎有一种很深的误解，以为一举一动都一定要有所回报。那么，小偷行为是否也是“劳动所得”？虽然从别人口袋里“捡东西”，与从积水中捡车牌看起来大不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物归原主，只不过是将此作为了一种赚钱的买卖。

找不到失主的时候才是捡东西，捡到东西后“守株待兔”坐地起价，这算哪门子“劳动所得”？所谓“必要费用”，首先体现在“捡”的行为是必要的，其次则在于付出的成本是必要的。车牌这样的特殊物品，只对特定的车主有价值，捡车牌的“劳动强度”并不大，打包车主的补牌成本和时间成本漫天要价，这难道不是趁火打劫么？

有人或许忍不住要问，如果物归原主之后，失主拒绝支付“必要费用”怎么办？毋庸讳言，这种情况大概率会存在。虽然拒绝支付酬劳的失主应承担道义上的质疑，但这种结果却是捡东西的人必须接受的。其实，如果真的那么看重“必要费用”，完全可以不去捡别人遗失的物品。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同样是在暴雨过后的开封，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大爷光着脚在水中捡了50多个车牌，他的儿子冒雨在路边等待失主领取。老人的儿子表示，有的失主为了表示感谢，会给包烟什么的，有的失主则直接就把车牌领走了。这些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爷俩是为了做好事，并不图失主的回报。

同样是从积水中捞车牌，不计回报是品德高尚，事先约定报酬是公平交易，一切不以归还为目的的“捡东西”，其实都是在耍流氓。（赵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