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日前，记者从全国人大代表方燕处获悉，今年两会她拟提交议案，建议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继续保留收容教养制度并加以完善，做出立法解释使其具有法律依据，在审理和决定程序上实现司法化，并由民政部门领导，司法行政部门协助，成立专门的收容教养所。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其中不少案件由于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引起公众热议。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尚有难度，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的背景下，激活收容教养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收容教养涉罪未成年人机制，就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与合理性。

根据刑法，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等特殊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也就是说，未满十六周岁者有严重“犯罪行为”，但又不能施加刑事制裁的，可由政府收容教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做了类似规定。

遗憾的是，这些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加之实践中很多地方没有设立专门的收容教养机构和场所，缺乏比较成熟的制度和做法，以致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如之前的几起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中，均未对涉罪“熊孩子”收容教养，有的责令父母加以管教，有的甚至送回原学校就读。这种既不对涉罪未成年人施加刑事惩戒，又不对其收容教养的“放任不管”，显然不妥。

如果犯罪者尝不到无视规则的任何苦果，将很难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这既是对公平正义的戕害，也是对受害人的极大不公，更会让许多公众失去对法律和秩序的信任，引发恐慌和不安，甚至酿成同态复仇事件。

此外，放任不管也是对这些未成年人的不负责任。一些未成年人之所以走向歧途，不良社会风气、家庭教育缺失、家长无力管教或过度溺爱、学校不敢管等都是催化因素。要是将这些问题少年再“放入”社会或家庭，很可能出现“无人管教”结果，结果在罪恶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甚至酿出更大祸端。

因而，政府和社会有必要正视这一日趋严峻的问题，切实担负起责任，将问题少年、边缘少年“管教”起来。因此，不应该删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的收容教养条款，反而应当继续保留并予以激活和完善。当然，收容教养应强调“管起来”而非“关起来”，即对未成年人带有强制性、保护性，并以文化教育为主，心理干预、行为矫治、适当惩戒为辅的强制教育改造措施。

当前最迫切的是，对收容教养的期限、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定程序、决定机关、执行机关、教养措施等问题予以规范和明确。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收容教养涉罪未成年人制度，做到真正地对公平正义和涉罪未成年人的未来负责，不放纵不抛弃地开展收容教养工作，让罪错未成年人得以改过自省，重新回归社会。（史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