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以中式建筑为基调，融入欧洲建筑风格的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中间，如同走进历史，总能感受到这所古老而又年轻学府的独特神韵。城墙绿树，湖光塔影，晨读声中不时传来铁塔角铃的叮咚，编织出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校园风光。

诗意盎然的校园给我的大学生活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引导我走上治学之路的几位老师。

一

走进河大的阶梯教室，我总是会联想到生命的阶梯。如果说，在我读大学和毕业后的教学生涯中曾经登上过三个台阶，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引导我迈上台阶的授业恩师。

第一位是徐土年先生，他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徐先生那时候还很年轻，大约只有二十五六岁，英俊潇洒，操一口流利的“江南普通话”。听惯了中学语文课的刻板说教，乍一听到大学教师新鲜的见解、风趣的谈吐，我们一下子就被徐先生所吸引。课堂气氛活跃，不时发出思维被激活的兴奋笑声和同学之间因意见不同的争辩声。徐先生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他规定学生每两周写一篇作文，由作者在课堂上宣读，同学们进行自由评论，最后当然是他画龙点睛般的点评。徐先生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上课之前，我总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一面预习课文，一面想象着他会从什么地方入手，把我们带入对作品的理解，进而于不知不觉间产生审美愉悦。在徐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对写作产生兴趣。一次，先生让每人写一篇反映“三反”后学校变化的通讯。讲评时，我写的那篇意外地得到了先生的赞评。一句鼓励点燃一个梦想。事后，我壮着胆儿把稿子投给了《光明日报》，不想稿子竟很快刊出，那是1952年7月。看到自己的文章印成了铅字，我激动得手足无措，好像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美丽，天也好像变得更加湛蓝。接着，《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我的第二篇习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也因徐先生的推荐而在新乡市文联获奖。就这样，徐先生引导我在写作上迈出了第一步。生命的第一个台阶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整个生活进程，它不仅养成了我平时注意锤炼语言的习惯，而且随后散文写作竟也构成了我打开心灵世界的一扇窗子。

如果说徐士年先生唤起了我从事文学写作的热情，那么万曼先生则是指导我进行专业论文写作识训练的第一人。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情况，学校常停课，进行各种“运动”、劳动，我虽然已是毕业几年的青年教师，但除了经常参加“运动”，参加体力劳动外，对教学与研究工作仍然相当陌生，一片茫然。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万曼先生，在青年教师座谈会上对我们说：“青年教师要学会坐冷板凳，书要靠自己来读，不能图热闹。毕业几年了，还没写过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怎么能算合格?没有研究能力，哪来教学质量?”万先生看似轻描淡写的批评，却使我们脸上阵阵发烧。读书的空气日渐浓厚。

怎么读书?怎样研究?带着这些问题我登门去请教万曼先生。万曼先生早年从事文学创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月报》等刊物上，经常可以读到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中年以后他才致力于教学和理论研究。万先生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戴着深茶色眼镜，穿一身颜色较深、合体的西服，举止文雅，很有学者风度。在当时以穿着工农化为时尚的气氛中，万先生的做派显得并不入时。同学们都知道他有学问，背后传诵着《小说月报》编者在发表万先生作品时对他的评价：“一位有着英国绅士风度的作家。”我和万先生虽然是同一个专业，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他总有点敬而远之。这次拜访后，方知先生是位外冷内热之人。他耐心地听着我的述说，并不随意插话。谈话结束时，他只是向我提出建议：从作家研究入手，逐步达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把握。遵照万先生的意见，我首先阅读了叶紫的作品，并且写出了第一篇作家研究论文——《叶紫小说简论》。万先生仔细地看了论文，并把我叫去，和颜悦色地给予点评指导，还说，修改后把论文送给他，他可以推荐给学报。这篇一万五千字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