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出版了第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鲁迅与河南》。从选题到资料搜集，《鲁迅与河南》完全是在任访秋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先生的视力已经很差，可他还是艰难地阅读了著作的初稿，并且欣然命笔，写了《〈鲁迅与河南〉序》。在序里，先生肯定这本小册子：“对史实详加稽考，对事理深入分析，平实审慎，细大不捐。”其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只不过是对几十年来先生耳濡目染的感悟。

在学术研究上河大赐予我的，当然不只是这三位先生。铭心的师爱金不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不同时期给予我指教和帮助的许多位先生和同事。中文系主任、楚辞研究家李嘉言先生，希望我在专业上学有所成，把自己珍藏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绝版的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作赠送给我。这些著作至今还站在我的书架上。每当看到这几部著作，李先生温和而满含期待的目光似乎就浮现在眼前。著名思想史家、原开封师院院长赵纪彬先生亲笔撰写的鼓励我上进的信函，也一直是我心中的珍藏。

二

随着徐、万、任三先生的先后谢世，我对他们的思念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他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不仅仅是对我的这些具体指导，而是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永恒的人格魅力。

坚实的学术功底和首创精神的结合，是他们治学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徐先生虽以讲授现代文学见长，其实，他的古典小说研究成绩更受学界推崇。1956年，徐先生在国内率先出版了专著《古典小说论集》。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的重视。当年，国家全面推行研究生制度，徐先生迅即奉调进京，入北京师范大学参与主持古典小说专业研究生的指导工作。“文革”中，先生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但在十分困难的逆境里，他仍然给读者留下了他最后编选、校勘的《唐人小说选》。

万曼先生的治学领域同样十分宽广。我们读大学时，一方面阅读他出版的《现代作品选讲》教材，同时又欣赏着他极具个人风格的《白居易传》。20世纪60年代，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刊发的长文《唐集叙录》是他半生精力的结晶，其对唐诗的补遗、考释在研究界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任访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谓硕果累累。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中国近代作家论》则堪称该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充满个人真知灼见的《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一、二集的出版，更说明先生是治中国文学之通才。三位先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他们从不画地为牢，以研究某一阶段的文学为界，把研究天地自我封闭起来；而是敢为人先，以实证为基础，不断地开拓着研究的新疆域。他们治学的风气，深深地影响着河大的几代学人。对于先生开辟的学术境界，我虽心向往之，却因悟性太差，学术根基薄弱而未能迈出坚实的步子。

在教学中，三位先生对接受对象都有着质朴的热情，充分的理解，让我们感受到先生那种视生如子的胸怀。徐、万先生逝世较早，没有来得及参与河大研究生教育。任先生开始从事研究生教学时，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是，他与年龄和他差别极大的学生，总能平等交流，相互切磋。在他身上，永远看不到那种居高临下、令人敬而远之的威严。研究生总愿意亲近他，有时甚至“冒犯”他，发出与他不同的学术声音。他对学生“冒犯”的回答有时是一阵友好的争论，有时也用微笑表示赞同。教学相长的真谛，就在于它使教学双方既在感情上亲密无间，又时刻保持着对话对象之间的学术独立性。师生之谊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默默地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