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特别赞赏先生们坚守中原的可贵精神。徐、万二先生都是响应号召，支援河南而来的。解放初期的河南，教育落后，物质生活贫乏，无法和较为富足的都市相比，先生们却以苦为荣，迎难而上。河南高校的学生，也多来自农村，衣着简陋，缺乏卫生习惯，甚至和城市文明格格不入。对于这些，先生们表现出一种宽厚的理解。任访秋先生作为河南本土学者，更是为复兴中原文化殚精竭虑。有着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中原，文化遗存厚重而辉煌，人们走到每个黄土堆前，几乎都能听到一串动人的故事。然而，到了近代，中原文化固有的本土文化中心位置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年战乱的破坏和持续不断的饥荒，使这块土地已经像饱经长途跋涉的疲惫老人一样举步维艰。知识也像日益沙化的土地面临着荒芜。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在日趋下降。20世纪的中原文化人，几乎一茬一茬地在成批逃亡，四处星散。文人荟萃的中原，到解放时，文化人已寥若晨星。而任先生为了在中原播撒学术绿色，几十年如一日地一直坚守在河大，直至走到生命的终点。这是最高尚的人格追求，这是河大能够保持活力、代代延续的精神所在。河大魂安在?它藏在像任先生这样的教师无言的行动中，藏在教师日常对学生不经意点拨的谈笑间，藏在代代学生为超越教师而奋斗的岁月里!

三

河大的青春之气也来自对外部营养自觉的吸纳。

1959年秋天，我被选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研班学习。天外有天，北大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有着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氛围，新的学术表达。我的导师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那是一个崇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年代。虽然当时王瑶先生的学术地位正在受到无知者的挑战，但他却不像河南学者那样谨慎，而在许多场合继续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发表着当时被视为异端、过后被现实证明是一种先见之明的议论。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学者的自尊、学术研究的大气。还应该提到唐弢先生。经在北京的亲属介绍，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结识了唐弢先生。当时他曾热情来信，询问我的教学和研究情况。终因自己学无所成，不敢贸然求教。20世纪70年代末，查阅地方史料时，我发现鲁迅在20世纪初期，曾亲自为《中国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撰写广告，刊于1906年出版的河南《豫报》。为慎重起见，我将稿件寄给了唐弢先生。唐弢先生赞同我所做的考证，并把该文推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就是发表于该刊1980年第2期的《有关鲁迅早期著作的两个广告》。我在文中叙述我和王瑶、唐弢先生交往中的这些往事，只是想表明，河大教师的成长，是由河大的导师和校外的导师共同承担的。非如此，非打破自以为是的自我封闭，河大在竞争中就难以进入佳境。

静夜仰望苍穹，群星疏疏密密，或偎依，或独处，深不可测，我突发奇想：人海茫茫，地北天南，师生相聚，莫非前缘?在我的学术生命路途中，若无诸师指点迷津，也许至今我还会彷徨于歧路。有人说，岁月会淡化记忆，而我的实际感受是：这几位先生的形象，随着时间的远去在我的心中却愈来愈加清晰，终至成为我生命中的太阳、永驻心头的偶像和旗帜。

河大，因为拥有这样既平凡而又无与伦比的教师，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座中原学子向往的圣殿。（河南大学 刘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