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强：实体经济实现进一步对外开放 减少股权比例的限制

中国网财经5月30日讯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在京开幕，中国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们每次大规模开放背后都会引来新一轮的5-7年左右生产率改进的黄金期，比如1980年设计经济特区，1992年进一步加快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对外实体经济的开放依然是重要的抓手。实体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减少股权比例的限制，缩短负面清单，让准入更加容易，我们相信会进一步提升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以下为演讲实录：

这个环节讲的是三个问题：货币政策、金融风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想实现的三个目标当然是稳增长、防风险和实现经济的增质量。所以我今天就简单分析一下在实现这三个目标目前面临的一些内外经济的因素和制约，以及我们能采取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手段。

总体来讲，我们认为要从改革和开放领域来去破局，特别是对外的开放包含了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开放两个部分，实现我们稳定国际收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生长，以及对内的改革，包含和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另外两个层面来进一步拉动内需，保持我们在对于供应链、生产链的竞争优势。

如果用一条主线来总结这些应对措施的话，就是从金融以及实体上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盘活存量资金，盘活存量资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目前实现这些目标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一些启示。

首先，全球的经济增长周期目前是面临了较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当然部分来自于目前的外部环境变化莫测，特别是贸易摩擦层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恰巧发生在目前全球的私人部门，就是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依然比较疲弱的情况之下。所以接下来这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摩擦的时间继续维持的话，我们判断全球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年初的时候我们预计全球到了今年年底GDP增长有3.5%，现在看起来，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贸易摩擦，可能会下行0.5%，到3%甚至更低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整个产业链条上面的各个经济体都会有影响，比如对于美国，我们的测算对他的影响是差不多GDP的0.5%。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本身的出口、企业的资本开支，以及美国的金融条件会收紧，受到冲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信作为中央银行，美联储也会相应降息，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和贸易摩擦持续的话。这是我们面临货币政策和金融风险的外部环境。

从内部角度来讲，去年底我们认为今年经济是温和复苏，前低后高，我们在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逆周期的政策，从我们看到的减税降费，支持民企融资，以及基础建设投资的一些正常通过地方债券的手段去起稳，三箭齐发，促进企业和私营部门的信心。现在这些政策部分取得了成效，有的还在落实当中，但是我们要注意关注现在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信心的影响。很多时候，直接的影响比较容易测算，出口定单。但是间接对企业未来的资本开支和对未来的长期的判断的影响可能不是简单的数学模型可以量化。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必要保持逆周期操作的力度，但是我们也讲到今天的第二个主题是继续金融防风险，显然不会走过去大水漫灌的老路，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在下半年继续会扮演起来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的角色。相反，货币政策可能是相对辅助性的，会配合财政发力，发债的需要，减税降费的需要，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更具体地讲，财政的宽松力度可能继续往上上一个台阶，占GDP的比例继续上升0.5%，取得稳增长的作用。但是以社会融资总量和货币条件为代表的整个货币因素的变化可能相对温和，不会重现的大水漫灌。

当然也有一种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使得过去两三年已经起稳的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我们认为在逆周期的操作过程中，杠杆率有所反弹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关键是控制好采取更加透明、更加合理的杠杆融资方式，比如我们的政府杠杆是非常低的，多通过地方和中央政府发债的形式，这种更为透明、可控的杠杆温和地上升是情理之中的。相反我们今年看到相对可能不大透明、有风险的杠杆渠道，比如引资银行，非标渠道的融资，目前还处于一个放缓的状态，这也显示了这轮逆周期的政策里面，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金融监管却保持了淡定，相信这也是下半年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继续保持的方向。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加长期化，我们怎么破除目前的局面，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确保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改进，我们认为还是从供给侧改革找抓手，特别是开放和改革两个领域可以互相促进，互为基础。比如对外开放，实体经济的对外开放有很大空间，现在很多人担心，全球的产业链是不是有一些搬迁的风险。当我们的测算表明，中国吸引全球产业链跨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还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不管是从我们自主的研发能力，国际专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还是从中国整体的体量，就是我们跟世界各国的贸易体量以及在产业链里面实现的复杂程度、分工程度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最后就是工程师红利，过去五年中国毕业的大学生、大专生的数量超过我们东南亚四五个竞争对手经济体已有各征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存量，这只是我们五年的毕业的新增量超过人家的存量。从这些角度来讲，中国依然具有较强的优势吸引全球产业链。

从数据也可以看出来，尽管大家在讲述一些产业链逐步搬迁的故事、小道消息，但是过去十年，在中低端行业，中国的产业链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搬迁。比如中国在服装鞋帽这些好像偏低端，中国的成本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的领域，过去十年的搬迁幅度也是非常低的，反映我们产业链的进一步优势。

而且更重要，实体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减少股权比例的限制，缩短负面清单，让这种准入更加容易，我们相信会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们每次大规模开放背后都会引来新一轮的5-7年左右生产率改进的黄金期，比如1980年设计经济特区，1992年进一步加快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对外实体经济的开放依然是重要的抓手。

还有一块是金融市场的开放，符合金融供给侧改革减少对间接融资，特别是银行的贷款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改善我们整个金融的配置效率的这么一个方向。而且，从中国本质上的一个正在发生的演进来讲也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就是我们的经常账户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随着人口的老化，储蓄率的变化和中国经济越来越由消费推动，而并非由过去的投资拉动，我们发现中国的储蓄率在下降，经常账户的顺差逐渐转为盈余，甚至在未来几年出现小幅的逆差。这也符合很多其它经济体人口老化出现的正常的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更加重视资本向下、吸引高质量的外资流入，来去弥补这种经常账户下的理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为什么这两年以来监管层加大对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开放的路线图、时间表的推进，进入了快车道。

我们认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正式进入了元年，特别是从债券市场，刚才讲到的我们要发挥好这种更加透明、合理的融资渠道，比如政府债务的作用，这个过程中其实全球资本是愿意进来去购买中国的债券的，盘活全球的资本流动对中国非常重要。我们的估算现实，如果不断沿着这个时间表、路线图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未来十年每年流入的外资购买中国债券的量级每年是1000亿美元，这个量级不可忽视。

从对内来讲，国企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依然能够保证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盘活我们的存量资产。比如说，大家现在感受到的随着人口的老化，我们的社保是否面临一些收支方面的压力、缺口，我们看到如果进一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我们国企的份额(音)比例提升，国企的股权更多划归给全国社保基金，我们可以看到它将来产生的收益这块是完全可以弥补我们在社保领域潜在的收支的压力的。对中国经济来讲，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巨大的存量资产可以继续去改革、去盘活，我们在这里统计的政府部门主权的净资产超过GDP的150%左右，其中国企资产占了将近80%，这是中国巨大的存量财富。通过进一步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引入私人部门的战略投资者，改善它的公司治理，改革它的整个管理层的激励，相信进一步能够激发国有资产的活力和收益。

最后就是在城市化层面采取新形式的城市群拉动的手段，以及推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毕竟还有接近6亿的农民，包括在城市里面还有接近2亿的农民工，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以及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的一体化取得重大的贡献，跟美国相比，中国走的城市化之路可能是更加的有效，成本更加低廉，同时人员更加节约的。

比如美国是一个车轮子上的国家，每个人每年开车的比例在不断上升，造成人员、交通、污染等等问题，但是过去几年随着我们在高铁、互联互通等领域的进展，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依赖公共出行，高铁、城际铁路等等，其实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种网络效应造成了周边的二三线城市、卫星城的生产效率的改善和收入的改善，甚至赶超一线的核心大城市。这是中国的新式的城市群发展的战略，也符合目前的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个城市区的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如果做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以及对内的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和城市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是有望能够继续稳定中国的国际收支的平衡，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生长，拉动内需。从这三个层面来讲，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保持在今天2%左右的非常健康的水平，大概到2025年之后，中国会踏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也就是人均GDP超过14000美元。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金融的供给侧和实体经济供给侧来盘活存量资金，盘活我们的资产，可能是最大破局的手段和改革的方向。

我就简单汇报到这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