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我在小关公社耐火材料厂做工，得知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心里波澜腾起，久久不能平静。我的大学梦难道真有可能实现吗？

土改时我家被划成地主成分，爷爷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代里，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青年，想上大学那是白日做梦。1967年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生产队劳动，连个高中都不能上，何况大学！现在高成分的社会青年也可以报考，有了这个机会，我一定要争取！要参加高考就要认真准备，工厂里太喧闹，无法静下心来看书。要复习，只有回去。77年是恢复高考后首届招生，我没有丝毫把握，不敢报名应试，想上大学须从长计议。当时社办工厂里的条件虽然也比较艰苦，但总比在生产队干农活轻松，而且每个月还有十来块钱的补助，这对很多人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听说我要离开工厂回生产队，很多人不理解。父亲忧心忡忡，他一再对我说：“你再想想，不能虑胜不虑败啊！”我岂不知道这一步迈出去事关重大，万一考不上，连去社办厂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拼一把还是值得的，我一咬牙拿定了主意。事也凑巧，我们冯寨学校一位教初中语文的老师不到学期结束把课撂下，托关系到公社机械厂当工人了，一时没人上课，学校急着寻人替补。有人推荐了我，校长同意了，于是我就从社办厂回到了村里的学校当起了民办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复习，虽然整天搞得紧紧张张的，但学习环境蛮不错了。由于备课的需要，我还认真读了两本现代汉语语法和修辞方面的书，课堂上给学生讲句子成分，首先自己心里要明白的。这都对后来做高考语文试题有不小的帮助。

当时学校归生产大队管理，除了公办教师外，哪些人能去学校教书、哪些人不能去，大队干部说了算。我回来当老师，自然是经过大队干部恩准的。为了防备不测，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打算没敢告诉更多的人，复习是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白天放学以后，我留在办公室，等别的老师都走了，我把书拿出来读；晚上在家里的土窑洞里，点上煤油灯，复习到深夜。资料大部分是张玉萍托人捎回来的她当时在公社高中教语文（我们原来都在大队宣传队，彼此都了解，她特别同情我的处境，所以很支持我参加高考），有了好的复习资料就留下一份送给我；还有一部分是我在公社耐火材料厂时的好朋友张丰敏给我找来的（他当时在黄委会工作，知道我想参加高考，就从黄委会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给我用），有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和教学参考。

我1964年以郑州市上街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巩县十中（原来的郑州市第三十四中学）。读了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以后也就再没有亲过书本，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好在那时候十中老师们的水平都比较高，担任主科教学的大多数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如教我们语文和历史的陶老师、邹老师都是开封师范学院毕业的，教政治的王老师是西北师大毕业的，教地理的老王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念的大学；教数学的魏老师虽然不是大学毕业，也在大学进修过，当年曾是开封女高数学课的主讲。学校还有个相当有规模的图书馆，像《天方夜谭》、《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都是当年我最喜欢的课外读物。念初中时我很用功，各科老师也都比较喜欢我，所以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的基础还行，复习起来没有障碍；我们那一届开始，外语课以英语取代了原来的俄语，但两年下来并没有学多少东西，好在外语成绩当年高考是不计入总分的，我索性就没管它。困难的是数学。初中几何刚开了个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于平面几何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我抱着能拿几分是几分的态度，就只看初中学过的代数那一部分，后来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