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二天，我初中时的岳老师他当时在高中教英语托人带信让我去见他。没想一见面后岳老师就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顿，连连责问：“今年你为啥不参加高考？你就想在冯寨学校当一辈子民师？”看他那一副生气的神情，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泪水几乎控制不住要淌出来。我告诉了自己的打算，并说一直在准备着，他才舒了一口气。走的时候岳老师一再叮咛我：“你的机会不多了，要抓紧呐！”

回到家我把带回的当年高考试卷认真看了一遍，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觉得再有一年的准备，我也能够考上，至少可以上个大专，像开封师专之类的。这一下让我增添了不少劲头，复习的效果似乎也越加好了。家里人也对我格外照顾，父亲特意交代，一般的家务活不要让我做，好腾出更多时间让我看书。

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知道我准备参加高考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冯寨学校的领导们自然也知道了。1979年6月的一天上午，教导主任张老师对我说：“公社通知，想参加今年高考的社会青年明天以大队为单位集体报名。你报不报？”

我不由得紧张起来。一是眼看快考试了，不知道自己准备得对不对路；二是担心大队会不会干预，不让我报考。我迟疑了一下，说：“试试吧，也没有做啥准备，只是去经经场，反正也不抱多大希望。”张主任没说啥，笑了笑，给我一张表让我填。我记得“家庭成分”一栏，我填的是“社员”。这是上面的统一规定，原来是地主富农成分的，一律都填“社员”。不过当时的人都知道，这一栏填写的是“社员”的，就是原来的高成分。等了约莫十多天的光景，准考证发了，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那一年县里规定，超过25周岁的社会青年考生要集中到县城考试，考场设在巩县二中。7月6号那天，我要去赶考了。母亲一大早起来给我做了一大碗鸡蛋南瓜捞面条，吃完后，我背着一个小包袱上路了。父亲默默地把我送到村口，只说了一句“考完早点回来”，转身回去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嗯”了一声，就快步向长途汽车站奔去。

那天晚上教育局安排我们住在九中的一间教室。里面铺了十来条席子，算是我们的床铺。这些来自全县各公社的大龄应试者都很兴奋，大家三三五五地交流着备考的心得，有的还讨论起来某道数学题的具体解法，直到深夜一点多才睡下来。在那间教室里，我认识了来自米河公社的王保安。保安兄入校后分在了4班，住我隔壁。

决定命运的1979年7月7、8、9三天在紧张和亢奋中过去了。

考完后返回的路上，遇到了我小学时候的吉校长。他一看到我的模样，立刻猜出我是来应试的，拉住我的手连连说：“你该来考，你该来考！——你能考上！”我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嗫喏着，半天憋出一句：“不羌中，没咋准备……”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这么多人关心我！一路上我回想着自己答题的情况，觉得虽然失误不少，但也有六七成的把握，也许能走个大专吧。

回到冯寨学校后，张主任询问考试的情况，我有保留地说了说，最后又重复了两句：“不多理想，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他微微一笑：“看来下学期不用给你安排课了。”他这一说，反倒让我忐忑起来。万一……

那一年张玉萍参加了高考评卷。回来后不久我去见她，她详细问了问我答题的情况，说：“按道理，语文分数应该不会低。”过了不久，分数公布了，307分！我的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了下来。一天我去挑水，遇到了在平顶山八中任教的冯海水文革前我们村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今年的本科线是301分，你这个分上本科没问题。”该报志愿了，我和张玉萍的意见很一致，将来还是当老师吧。我就都填成了师范院校：本科第一志愿是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是开封师范学院（全是凭感觉，那时候啥也不懂啊）。专科只报了一个：开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其实自己并没有太高的希求，只要能录取，哪个学校都成！紧接着，学校的同事、村里的乡亲都开始议论起我来，说我要上大学了。至于我父亲，脸上也有了往日少见的笑容，连额头上的皱纹似乎也一下子舒展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