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丹丹
《工人日报》（2024年06月07日 06版）
阅读提示
近年来，陪诊作为一种新兴服务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满足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等群体的现实就医需求。然而，当前对陪诊服务的监管和规范仍在探索之中，陪诊师亦尚未被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行业中出现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陪诊人员权益受侵害等现象。
日前，一些陪诊服务人员倒卖就诊号源，以陪诊之名行黄牛之实的行为引起社会关注。《工人日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有患者购买陪诊服务后却被陪诊人员推销名医号源，甚至被骗取定金。与此同时，陪诊人员也面临意外受伤、陷入培训考证骗局等维权难题。如何维护就诊者和从业者的合法权益，让陪诊服务走得更远？
有些陪诊服务变了味
“全天陪诊费600元，定金100元。”今年5月，国女士因甲状腺不适预约了北京某医院专家门诊，并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一位陪诊人员。然而，支付完定金，她却被对方放了“鸽子”并拉黑，只得独自前往医院就诊。
挂号、取药、陪同就诊……对于空巢老人、独居青年等就医群体而言，陪诊人员充当了“临时家属”的角色。然而，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发现，以个人、机构等名义提供陪诊服务的账号或商家不在少数，但在服务人员资质、定价、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记者随机统计的50个陪诊服务商品链接中，8小时陪诊费用范围为300~600元。部分从业者称自己是医学生、在职医护人员，但以涉及隐私为由，拒绝提供相关学历、从业证明。
此外，一些黄牛披上了陪诊人员的外衣。在多家电商平台上，部分商家以拼音、谐音、相近字等方式隐晦地写出代挂号、线上抢号、加急就医等服务项目。
“提供患者姓名、身份证号、电话、预约时间、医院和医生姓名，我这边操作一下，就诊前一天晚上给你发确认短信。”在记者咨询的5个提供陪诊服务的商家中，有4家提出需要添加社交账号进行后续沟通，并表示可以帮忙加急获取预约已满的知名医院专家特定时段号源。其中，某商家的朋友圈发布多条写有“xx医院xx医生”的文案，并在文案下方附有医生照片、简介和代挂号成功截图，以及“xx医院专家自制药品”等广告。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睢素利提醒，患者在接受陪诊服务的过程中，应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同时对陪诊人员进行了解和甄别，选择正规的陪诊机构购买服务。
陪诊人员遭遇维权难
今年1月，因患者年事已高，应其家属要求，陪诊人员小何提前帮患者预约了线下门诊窗口付款的空余专家号。谁知，患者就诊时却认为500元的挂号费过高，“不都是几十元吗？你是怎么办事的？”该患者家属随后冲着小何下巴打了一拳，小何因此受伤。经调解后，涉案患者及家属向小何赔偿800元。
在陪诊过程中，诸如此类的意外偶有发生，陪诊人员常会面临维权困境。受访的多位陪诊人员表示，陪诊服务内容可能会临时变动，甚至有时会被患者要求代签单据、垫付费用等，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不被信任、沟通不畅也是部分陪诊人员遇到的难题之一。在北京从事陪诊工作的安娜告诉记者，5月20日，她帮助从吉林来北京就诊的祖孙俩取号时，发现患者是未成年人且自费就医，按照医院要求，患者需要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
“你是不是根本不懂挂号？我花钱找你来干什么？”带着孙子的奶奶立刻在门诊大厅指责起安娜。随后，医院志愿者前来跟祖孙二人详细解释规定，才将误会解开。
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指出，部分就诊人员与陪诊人员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合同关系，在选择陪诊人员时，应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公司签订协议，明确陪诊服务范围、费用、责任等内容，防止后期出现纠纷。
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建议，在签订相关合同之外，陪诊人员可考虑为自己购置意外险，以应对突发事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引导陪诊服务规范发展
此外，有部分教育机构打着“零门槛”“月薪过万元”“不限年龄、学历、性别”等噱头，开设陪诊培训课程，收费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记者梳理发现，互联网投诉平台上陪诊相关的投诉超过500条，其中多条投诉涉及陪诊服务培训机构虚假宣传、拒不退费等内容。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陪诊需求量总体增加趋势，如何合理引导陪诊服务市场规范发展？
“陪诊服务行业是典型的社会需求引导、市场化高的行业，政府监管很重要，应用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力量推进规范发展也很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所医疗卫生法制研究室主任曹艳林认为，可实行陪诊人员实名制，并在陪诊人员上岗前进行必要的沟通技巧、法律知识和陪诊技能培训。
据了解，当前，多地针对陪诊服务开展的规范与监管探索正在推进。今年4月，上海开放大学与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共同推出陪诊师培训，同时相关部门正在起草《陪诊师从业技能要求》和《陪诊服务规范》两项团体标准，有望年内发布。
“在我国开展医疗服务必须具备相应资质，而陪诊服务并不划归医疗服务范畴，此类服务内容更多偏向于家政或养老服务。”参与陪诊师培训的上海开放大学浦东东校经管大类专业教师吴克明表示，陪诊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不仅要面临家政服务和养老服务中常见的各类风险，还可能因处理服务对象自身疾病变化不当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和责任，“开展必要的技能培训，有助于从业者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更好地履行约定的或法定的义务。”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兰秋教授建议，可考虑经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建立陪诊关系，如家政公司或入驻医院的第三方服务公司等。此外，对陪诊人员的资质、职责、礼仪应出台相应的行业标准，医院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提供陪诊服务人员，对陪诊人员的管理，可适当参照医院住院部门陪检员的管理方式。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