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最后的神秘

有着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明清，始终是同期封建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最初的科举考试始于何地已无从考证，但1904年3月在河南贡院（今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所在地）举办的全国会试，却是中国科举大戏的最后一幕。

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他们在开封行宫作出了在河南贡院进行全国会试的决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庚子之乱”中，顺天贡院被焚毁，京师之地没有适合会试的场所。加上“庚子赔款”数额巨大，清廷已无力在短时间内重修或者再建新的贡院。

第二，河南贡院设在开封，位置适中，交通便利，便于全国士子往返。另外，也有利于清廷派驻考试官员以及士子及时赴京参加殿试。

第三，河南贡院占地很广，房间很多，有条件担负起全国考试的重任。据《改建河南贡院记》和《重修河南贡院碑记》记载，贡院当时已增建考场至9000间，但每逢考试仍不够用，遂于道光九年增建房舍达11866间。道光二十四年，河南贡院重修时，共修建公所782间、重建考场10009、修葺1857间、凿井五口。其后的五六十年间，又几经增建和修缮，河南贡院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为宏大的贡院之一，具备了举办全国会试的条件。

第四，面对直隶、京津、太原、山东等地义和团的反抗，八国联军在和议中明确规定上述地区不能举行考试。那么，如果在上述地区举行考试，势必会引起外交矛盾。当时河南尤其是开封地区相对稳定，在这里举行考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于是，两次顺天乡试，两次河南乡试，以及癸卯、甲辰两科全国会试，均在河南贡院举行。1904年的甲辰会试之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收买人心，清廷仍派出中央高级官员来汴，在东棚板街设立了礼部办考公所和会试提调行台，并按规定，由礼部提请皇帝选派1正3副4名主考官，皆为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担任，此外还有18名由京官担任的同考官。这次会试，仍按旧制分3场进行，每场3天，头一天点名入场，第3天交卷放出。和在同一地点举行的1902年顺天乡试、1903年的癸卯会试一样，甲辰会试也废除了八股文，头场为中国政治史论，二场为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为不用八股文程式的《四书》《五经》义。18名同考官在河南贡院评阅试卷。

有意思的是，各种关于末代状元产生的传闻，给这次科考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1904年是大旱之年，民众急盼一场春雨。于是慈禧在审阅殿试策论时，看到“春霖”二字，想起“春霖”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慈禧大喜，遂亲笔题点刘春霖为状元。刘春霖以会试第17名的身份状元及第，消息传出后，朝野轰动。

科考废止：无奈复无奈

科举制度盛行了1300年，必然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孙中山先生曾称赞其为世界各国中所用的以选拔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这也就是说，废除科举制度，并不是说考试制度本身一无是处，考试制度是好的，只不过考试的内容不好。那么，科举制度又是怎样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尽头的呢？

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自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着一些难以医治的顽症。

首先，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科举考试有明显局限性。古代的科举考试，一般是以文定人。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中举，就可以当官，但对人的品质，或者说综合素质则考核不足。其次，科举考试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形式的制约。以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要求来看，应试的每篇文章都要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俗称八股文。在这种限制下，文人们思维和思想受到了限制，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迎合这种结构，因而很难写出好文章来。内容的陈旧，形式的僵化，成为科举考试为很多人批评的重要原因。再者，科举考试中所产生的一些现象使科举制度深受其害。如舞弊现象屡禁不止，从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之日起，许多人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钻制度的空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一些考官更借助科考大肆谋利，干扰考试公平公正地进行；一些人花钱买取功名，然后结党营私，横征暴敛，直接影响科举制度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