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多钟，大姐就习惯性地醒来，摸着黑把衣服穿上，凭着感觉找到地上的鞋，这是她多年练成的功夫，整个过程不影响家里人。

穿戴利索，走出屋门，她在楼下推上自行车，朝小区外走。街上一片安静，没有几个行人，偶尔跑过一辆小汽车，顷刻消失在路尽头。只有两旁的路灯眨着眼睛。她抬腿骑上了自行车。

大姐必须在环卫工人处理垃圾之前走完几个小区，那是她常年捡垃圾的经验：她知道环卫工人行走的顺序，所以，始终能够走在环卫工人前面。

经常捡垃圾的基本都是固定的人，他们当成是自己的职业，天天按时上班。至于谁捡哪个小区，几点捡，也是约定俗成。

“大家都很讲究，不抢班，不扰乱秩序，不破坏规矩，相互照应着，都是利益共同体。”听大姐的说法，这些人素质不输镇子上的公务员。

头些年捡垃圾，也就是些纸壳箱、废旧报纸、矿泉水瓶什么的，偶尔捡到双鞋子，也破得不可能再穿。

而近年来人们的生活富裕了，垃圾也高级多了，什么好东西都有往外扔的，大到电动车、冰箱、沙发、马桶，小到手机、菜刀、鞋子、台灯。五花八门，种类齐全，而且旧归旧，还能用。

有扔得讲究的，手机和充电器装回原盒，包个塑料袋放在垃圾桶的盖子上，没毛病，就是款式旧了，主人换了更高级的。因为常捡，大姐的手机挑着样用。

那些家具和衣服，也是旧了，款式过时了，但捡回来收拾干净，也都能用、照穿。

是不是生活所迫大姐才捡垃圾？我第一次听说时非常吃惊，以为她生活上遇到困难，忙给外甥打电话，想给大姐点钱帮帮她。

可接电话的外甥第一反应却是：“不行，千万别给我妈钱，她日子过得可不比你差，捡垃圾的目的是为锻炼身体，比跳广场舞强！”

这让我意外了。

外甥又说：“我爸我妈都有退休金，他们攒了一大笔钱了，比我这个儿子都富有。”

跟大姐联系，她说：“我正好刚办完一件事，孙子和他媳妇俩在辽宁，一个读硕士，一个读博士，租房住。我刚给他们打过去一万元，还跟他们说，我其实没有这个义务，你们必须感谢我！孙子给我打来电话，真心实意表示了感谢！”大姐开心地笑着，我受了感染，也跟着笑起来。

问起捡破烂的事儿，大姐自豪地说：“这有什么的，我每个月捡破烂的钱已经足够我和你姐夫俩人的生活费用了。”

七十多岁的大姐，身体特别健康，骑自行车带着一大摞纸壳，小伙子都追不上。

同一个小镇上还有我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侄女，她每天清早和大姐一个时间起床。只是她们不在一个区域，一个住镇北边，一个住镇西南，所以见不到面。

侄女是个环卫工人，负责清扫两公里的大街。每天小镇还在沉睡，街道一个人没有，她就已经开始清扫路段。等到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渐渐多起来，天亮了，她也扫完了，顺带捡捡绿化带里枝枝叶叶上的塑料袋、废纸等垃圾。

她的工资只有每月1800元，没有休息日，没有特殊待遇，也没有人监管，负责人有时候开着车到她这儿转一圈，看一下，什么也不说就走了。

但侄女很是乐观。她说，这活儿不累人，时间还自由。“现在人们素质都高了，基本没人往大街上乱扔东西，每天需要清扫的路段其实很干净，就是些被风刮来的树叶、衰草什么的；大家对环卫工人也非常尊重，清扫时行人都会主动让开，车子经过也会特意慢下来。

有一次下大雪，我带着工具到大街上去清理。可那天的雪太大了，刚扫成一堆，没等铲走又被盖上一层。见我忙不过来，有位五十多岁出来早锻炼的男人，拿起铁铣就帮我铲起雪来。

我对他说感谢，他还开玩笑，说这是主观为自己，客观才帮了你——与其满大街走，还不如这样锻炼身体呢！

天亮时又来了一位四十多岁晨练的女同志，她见我们干得热火朝天，也拿起木铣推起雪来，一会儿就干出一身汗，还说，要是天天下雪，我就天天来帮你扫，顺便把身体锻炼好了！

后来不断有人要帮我扫雪，可惜我没有那么多工具。那两个人一直帮我干到晌午，雪全部清扫完了才离开。”侄女说这话时特别开心，好像那是个免费健身场，还不是谁都可以获得锻炼机会的。

无疑，她对这份工作是满意的：按点上班，任务明确，还在活动中锻炼了身体。

侄女和大姐都不约而同提到了锻炼身体，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生活富裕了，容易得富贵病，所以公园里、空地上，跳舞、扭秧歌、健步走的人多起来，而大姐和侄女都认为自己独有的锻炼方式更科学，这是她们的人生哲学和处事之道。

侄女家有一辆小汽车，常年用苫布盖着，原因是用不上。问她用不上还买它干啥？她答：“村里大多数人家都有小汽车，我们家没有会让人笑话。有一辆放到那儿，表示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家差。”

大姐和侄女各自都有微信群，常在群里交流一些有趣的事，或者展示工作场景的视频和照片。

有时她们会发一些那样的视频和照片给我，让我感觉到那个群体中每个人都很乐观和幸福；也让我看到了国家这些年在不断地变化和进步，以及大家过上好日子之后的满足。

文：吕洞宾|主播：陈兵

来源：《品读》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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